在我看来，昆德拉的观点（《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可耻的胆怯恰恰已经被哈维尔的当选总统证伪了，时间站在了勇敢者的一边，而将投降者、怯懦者和（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帮凶者的名字刻在了耻辱柱上。我在想余秋雨可能并不可耻，因为文革中的他非常年轻，可能并不是出于虚伪而选择了那样的写作，而"昆德拉"（或者是昆德拉笔下的主人公）却是可耻的，因为他明明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出于怯懦放弃了真理，萨特说过"在专制和黑暗前面不反抗就意味着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昆德拉犯了同谋罪，如果说余秋雨是否忏悔只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昆德拉"是否悔过就不仅仅如此，他应当受到历史理性和社会道德的双重审判。
想到张志新、顾准、遇罗克，这些在文革中因为反抗而死去的人，如果哈维尔已经被时间证伪，那么他们理所当然地在那些人的逻辑中也被证伪了。也许，他们的在天之灵当为有今天这样的遭遇而长哭不止。的确，我们不能要求那些直接地割断了他们的喉管，打断了他们的肋骨的刽子手们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确，我们也不能要求那些旁观者，甚至将观看杀戮当成娱乐的人为他们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们有理由在张志新等无比崇高的灵魂面前窥见自己内心暗藏的小来；进而，我们也有理由要求那些行刑者、观看者为此感到痛悔。
这是道德的最低要求，而不是最高要求；它不是什么伟人的美德，而是普通人都应当的义务；这是对凡人、常人的最低要求，而不是对圣人、伟人的最高要求。
也许上面的理由都是不必说的，我只是想说，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话而坐牢、牺牲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最低要求。时至今日我依然坚持这一点。
从这一点上说"断裂"一代其实是生不逢时，他们没有生在谭嗣同、秋谨的年代，也没有生在顾准、张志新的年代，这是一个英雄只能被当做小丑来嘲笑，壮举只能被认作是疯癫来鄙夷，世人因缺乏英雄和壮举而委琐，同时又扼杀英雄和壮举的时代。
知识分子隐身在大众之中，隐去了自己的光芒，他们瑟缩地生活着，认同了现状。我们既不像上一代那样拥有辉煌的激情岁月以及对苦难的记忆，也不像下一代那样对商业文化、对功利主义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和上一代的理想主义比较我们是断裂的。同时和下一代的功利主义我们也是有代沟的。这就是断裂。对于"断裂一代"我的朋友王宏图这样分析道：这一代人大多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批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登上文化舞台。他们身上的许多特点与其年龄有着密切的关系。文革后期他们还大多在读小学，文革的终结使他们所受的中学教育与前一代人相比正规了许多，随后经过高考有相当一部分人凭能力可以进入大学学习，这种权力正是前一代人在文革中被残酷地剥夺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前半期正是他们在大学里读书的年代，那个时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又一次文化复兴。伴随而来的是五四以来的又一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还有大家记忆犹新的文化热和文化反思热。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背景便是整个社会体制的急剧转型，这点从二十年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便可看出：80年前后消除文革后遗症，八十年代初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年的"**"风波到九十年代全面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系列事件对文革后一代人的精神成长有很深的影响，他们的特点是前一代人不具备的。
我觉得正是这种过于巨大的变迁，使很多人在精神上感到惶惑不安，根本不可能具有坚强的信仰。这世界变得太快。历史在他们的眼中，成了一幕幕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表演，从中实在难以发现确定的意义。王宏图说得有道理。而我则想用激情和非激情来概括我们这代人与前一代人（红卫兵一代）间的差别。比如张承志式的激情主义的人物，我们这一代人中非常少。我们这一代是非激情的一代。找不到那种歌唱鲜血，歌唱斗争，歌唱死亡以及牺牲的伟大激情。我常常觉得我自己身上没有这种东西，虽然一直在寻找，以前我认为这个我们这一代的幸运――它象征着我们这一代的政治理性和自我决断。但是渐渐地我发现，从另外一方面说，也许它是我们这一代的不幸，没有为信念而死的激情，没有为理想而斗争的勇气，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幸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