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周末》上看到湖北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写信的报导,心中有这样的语句:"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写于000今年月10日,李昌平,今年7岁,硕士。李昌平写到:"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分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按照李昌平的说法,农民之所以举家盲流是因为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已经破产,他们的税费负担严重地超过了收入能力,我来自农民,至今我的兄弟和父母依然在农村。我也在湖北呆过,到过湖北绝大多数的县,知道一点儿那里的情况。中国农民,他们的户口等等,实际上是在为一个国家承担道德苦难(它是某种道德堕落的最直接的后果,而现在在人们的眼中常常是反过来了,它被看成是某种道德堕落的原因),他们牢牢地绑缚在土地上,低贱地蝼蚁般地活着,近百年来一种不平等在他们的身上,不是减轻了。在城市一个不劳动的有劳动能力的人每个月可以无偿地得到00元,上海还要多。而在乡村一个没有劳动能力的人(80岁的老人、伤残人甚至小孩等等)却必须为自己活着缴纳"罚金"。
每当我看到农民工,他们在城市中踯躅行走,被看成是贱民,被怀疑是偷窃犯,被驱逐,我就感到心痛。但是,也正是这个阶级,他们却没有自己的代言人,他们是沉默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责任感--没有信念,没有同情,怯懦和虚伪主宰着他们,他们的自我感觉有时更让人恶心。他们对农民的处境一无所知,但是却天生地感到了自己的优越,对农民抱以鄙夷的眼光,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由此我想李昌平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我始终在想这个社会中应该有这种人,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否则知识分子何以立足呢?比如说哥白尼完全可以放弃,布鲁诺可以放弃。知识分子有时应当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说话,用生命、用死亡来说话,这是伟大的。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当我和我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此不屑一顾,他们说"任何人这样做都是伟大的。为什么一定要夸张知识分子的伟大性呢?""在道义上,布鲁诺是伟大的,但不能以贬低伽里略为前提。"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断裂"行动怎么会不成为笑剧?
《作家》000年第8期一篇名叫《历史决定论的阴影》的文章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那么哈维尔呢,他不是比拒绝签名的昆德拉和拒绝忏悔的余秋雨高尚得多么?在某篇文章中,'新青年'余杰以昆德拉和哈维尔为例,提出一个是否应当在名单上签名的问题。他的意思似乎是,不签名就是堕落。今日要求余秋雨忏悔,他的理直气壮就是他代表'总体真理'拿着一份名单,要求余秋雨在上面签名(忏悔)。表面看起来,当年哈维尔是在监狱里,昆德拉是一个不敢签名的庸人。但在哈维尔的后面站着一个叫做历史、真理、民主、本质和'整体'的庞然大物,站着一个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符号。而在昆德拉的后面只站着他字迹和他的作品。我们最终发现,经过时间的证伪之后,哈维尔成了总统先生,而昆德拉依然是一个――仅仅是一个作家。对我而言,我以为作家昆德拉的这些话比总统先生当年的签名更有价值:'卡夫卡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预言'的意义恰恰在于他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意识形态观念、未来学派的预言面前保持自己的自主。'"这段文字在逻辑上的匪夷所思以及观念上的无赖、诬赖是我近年看到的无耻文字之最。它指着昆德拉说"这个人是伟人",然后他告诉读者"因为昆德拉自己说他自己是伟人",不是吗?昆德拉说"不介入"的小说家才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昆德拉就是不介入的小说家,所以他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它指着哈维尔说"你已经被时间证伪了,你过去所做的一切是伪事,你是欺骗人民的伪君子",理由是"你当了总统"。这又反过来证明了昆德拉的伟大,当初那个"不敢签名","表面上看起来的庸人"经过时间的证明实际上是一个圣人,那个时候他就知道时间会把哈维尔证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