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得到恢复。历史已经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有悖历史发展的倒退。于是，解放思想犹如一株在春风里破土而出的幼苗，在艰难地冲破“极左”路线的羁绊之后，茁壮地成长起来。国务院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艰难地作出了历史性决议：下乡知识青年全部返城。
全部返城？难道也包括我们这些“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吗？巴彦、双城、五常、宾县这几个由“**届”老知青创建的知青点，可都是全省树立的“扎根农村”的典型啊！前不久，媒体的宣传口径不是还在鼓励“扎根农村”吗？如果包括我们，岂不是等于说知识青年下乡插队“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大旗不需要有人再扛下去了吗？
带着这种顾虑，平泉大队的知青李有和时任大队会计的马斌堂特意到县“知青办”去了解政策。“知青办”的领导告诉他们，这一次中央有政策，凡是未婚的知青都可以返城。至于“文革”前的还是“文革”后的没有提，恐怕是全都包括了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办手续……
其实，此时早已在农村扎根的我们，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为自己考虑的不多，但为孩子想的却不少。对于他们几年后面临的入学问题，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琢磨着——如何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城市里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呢？有门路的，孩子一出生，就拐弯抹角地把户口落到了市里的亲戚家里。没有门路或暂时还没有找到门路的，也都在筹划着这件关系到孩子未来的大事。
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里，“返城”成了知青公开、合法、普遍的行动。这为知青内部结合的家庭免去了许多烦恼——他们可以“夫妻双双把家还”了；知青大返城也为已经“提干”的知青提供了先机——以“知青返城”名义调回省城也变得名正言顺和轻而易举了，并且让知青本人也有一种“荣归”的感觉；在当地当了干部不愿意回省城的，因为自己早已改变了下乡时的“农民”身份，继续在县里当干部当然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然而返城政策却唯独苦了那些与农村“小芳”结合而且因多种原因仍旧还在农村生产队的知青们。因为返城政策只涉及知青本人，老婆孩子怎么办呢？为了达到返城的目的，于是就出现了先办“假离婚”，让自己暂时变成未婚的“单身汉”，一家人“分两步进城”等战术。“知青办”的领导对我们当时的婚姻状况本来是心知肚明的，可这时也假装不知，把政策“放宽”，一律“开绿灯”放行。
像我这样考上大学的知青，该算是一种特例了——毕业以后的分配去向自己当时是说不清的——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也借了知青大返城的光，作为在大学里深造后的知青，毕业时一般都被分配到了自己下乡前所在的城市。
当年从我们知青点儿抽调到黑河去当兵团干部的陈勇翔，在那里他送走了最后一名返城的兵团战士以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曾留下他美好青春的北大荒。回到哈尔滨以后究竟做什么呢？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然而就在这时，陈勇翔又接到了高中老同学田玉彬的来信，得知他已经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成为当时中国十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并且还担任了东方歌舞团团长；从信中还得知他们高中时的班长李振宇，在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大学毕业以后，一直从事研究工作。调回哈尔滨以后，此时在哈尔滨“工量集团”任董事长、总经理，还兼任市机械局的巡视员。感慨中的陈勇翔这时又把二十多年前李振宇写给他的那封信翻了出来，信上面写的是李振宇当年热情鼓励他的那首诗歌：
愿乡村的风吹得你骨头硬，
愿乡村的雨淋得你头脑请，
愿乡村的风雨炼就你过硬的思想，
愿劳动的汗水带给你一片光明……
心潮起伏的陈勇翔此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光明也即将来到。这么多年的实践让他认识到，磨难是资本，朋友是财富，这宝贵的财富属于自己，属于千千万万的知青战友。正是这种资本，这种财富，才让自己的思想充实起来，想到这里，他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二）
随着大潮回到城市的知青们，经过了数月不等的等待之后，终于熬过了漫长的“待业”阶段，自己的工作有了着落以后，这才把在乡下苦苦等待的“小芳”接到城市里来。好在大家都有良知，没有人把“假离婚”假戏真做，没有人抛弃与自己的“糟糠”之妻，因为每个知青都深知，苦难中我们曾一起走过。然而，家属和子女的户口问题，住房问题，“小芳”的工作问题，孩子入学问题……等等等等，又成为大家的头等难题摆在了面前。政策没有规定，就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一九八二年初，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回到省城。想着十八年前那个十八岁的单身小伙子，一步迈到了农村，再看看今天，一家五口人又一块儿回城的情景，真像一只走失多年的花公鸡，带着母鸡和一群小鸡呼呼拉拉地又回到了它当年离开的那个鸡窝里。
这一年我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风雨洗礼后理智思考的中年，回首青年时期所处的那个冲动激进的年代，方觉期间无处不充满着狂热的喧嚣，偏激与浮躁。我不敢想象，如果不是粉碎了“四人帮”，彻底否定了给亿万人民带来无限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又会在哪里？
往省城搬家的那天早上，与我们相处多年的老邻居都来了，把我们那间低矮的茅草屋挤得满满的。四年前她们那种担心的眼神，现在全换成了羡慕的目光。姐妹们拉着我家“小芳”的手不愿松开。那个在生活中曾得到过她无私帮助的妹子，胳膊肘上挎着一篮子鹅蛋，她一进屋，放下篮子就挤到“小芳”跟前，把脸往她的肩上一贴，两眼簌簌地流下泪来，我家“小芳”的眼圈也红了，泪珠儿跟着就噼里啪啦地掉下来。
这些女人似乎今天才看到我家“小芳”目光的“远大”，如果不是她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支持我一博，怎么能有今天的变迁？她在这些女人当中顿时显得“伟大”起来。
那个平常说话大嗓门儿并且闹起笑话来没深没浅的“张快嘴”儿，这时吵吵嚷嚷地从后面挤到我跟前，她仗着比我大好几岁，此时竟然像警告似的对我说：“你小子算是有福气，摊上这么个好媳妇供你上大学，往后你到市里要是当了‘陈世美’，可别怪我们这帮姐妹上哈尔滨挠你去啊！”
她连说带比划，满屋子人让她逗得像炸了窝的一群鸭子乐得嘎嘎地。
“哎呀妈亲哪，踩人脚啦！往哪儿挤啊？你也想跟人家上哈尔滨去咋的——啊？”
说着，“张快嘴”儿一把就把那个踩了她脚的小媳妇推到了我的怀里。人们又让她搞得前仰后合的，咯咯咯地大笑了好一阵子。
这个“张快嘴”儿，哪儿要是一有她，哪儿就非热闹不可。
的确，能够驾驭苦难的人，未必也能够驾驭幸福。条件好了，环境变了，人往往也是会变的。如今二十一世纪后的现实更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年人们生活富裕了，有的甚至发财了，可是社会上的“离婚率”不也是在节节攀升吗？所以，“张快嘴”儿的话也并不完全都是笑话。尽管她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哲理，可是生活却让她看清了大千世界的人生百态。
这世界也真怪，懂得哲理的人做起事来并不一定顺应哲理，而不懂得什么叫哲理的人，却往往用他们的道德标准不自觉地践行着人生的哲理……
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怀着对母校的眷恋和对两鬓花白的老教师们的崇拜，感慨万千地投入到哈尔滨第八中学的怀抱。与十八年前不同的是，那时，我是坐在台下专注听讲的学生，而如今，我却是站在庄严的讲台前，像当年我那些可敬的老师们一样，面对的是五十多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经“文革”践踏的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合格教师严重短缺，校园昔日的风采不在，满目伤痕尚未抚平。“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那血红的色渍，深深地吃进灰色的水泥墙里，如今依稀可见；校正门大厅原来那个专门用来召开学生大会和举行庆典活动的气势宏伟的俱乐部，如今已经租给水果商当仓库了，再也见不到当年的庄严与肃穆。舞台上堆满了破损的桌椅，上面积满了厚厚的灰尘，一片狼藉。俱乐部两侧造型古朴典雅的大吊窗，一扇扇灰蒙蒙地，半明半暗，就仿佛一个个满目苍桑的老人站在窗台上，半睁着一双双暗淡无光的眼睛凝视着这些年来面前发生的一切。
我一个人在舞台前面站立了许久。这时，在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十八年前毕业典礼上那种群情激昂的沸腾场面。台上台下，好像又一阵阵地呼喊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口号，我们那几个立志下乡的学生一个个都坐在主席台上，自豪地望着台下热烈鼓掌并向我们投来钦佩目光的同学们。我仿佛又走到了那宽大的讲台前，慷慨激昂地向党表示自己立志务农的决心，抒发着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笑的豪情壮志，台下又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我正式上班前的那个星期天，我首先去拜访了陈老师。读高中时，他一直教我们数学课，是最受我们崇拜的老师之一。
如今他家仍然住在三道街那座早已成了危房的小二楼上。室外的木板楼梯早已破损不堪，楼板被磨出一道深深的沟，脚一踩上去木板就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不到二十平米的小屋隔成一大一小两间，老两口住在大屋，书柜里、桌子上、床底下放的全都是书；大儿子结婚以后搬出去了，小屋的上下铺住着已上高中的两个孩子，。
陈老师的爱人在另一所中学教政治课，我的来访让两位老师特别高兴。
陈老师是六十年代的研究生。他性格幽默，说话诙谐。那时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奇缺，商店的货架上总是空空的，肉床子上摆的是“人造肉”和其它代食品，老百姓平时只能靠“瓜菜代”过日子；学校的食堂中午也只能每周给老师做一顿大米饭。有一次，陈老师开玩笑把“大米干饭”说成“大米干看”，把“猪肉肘子”说成“猪肉走着”，逗得排队打饭的老师们哈哈大笑。谁料想事后却有人向党支部打了小报告。结果陈老师的玩笑话被“上纲上线”，内定为“右派言论”，工作上限制使用。
在我们毕业前夕，学校掀起了动员毕业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在一次讨论我校一些优秀学生报名下乡问题的座谈会上，陈老师对这件事表现冷淡，态度暧昧，于是又被斥为“思想右倾”。接着又在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做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打倒，停止教学工作。说像他这种人绝不会为社会主义培养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后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这几个当年被称为“坚定的革命派”的下乡同学，哪一个不是在他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校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们说成是“又红又专”的革命青年吗？
对于我的归来，陈老师可以说是心情十分复杂。他回忆着我们那届学生当中给他印象较深的几个人的名字对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们那届有个叫赵丽红的女生了？论学习当时她不如你们几个，可人家没下乡，考上了‘北大’，虽然只念了两年半好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了，但人家还是被留校了，你说怎么比吧？”
陈老师说着说着就不无伤感地苦笑起来……
我回到市里以后，曾先后和几个高中时同班的老同学见过面。从他们口中我才知道，在我们那届高中毕业后读大学的同学里，也有某些激进人物，在“文革”中成了学校里造反派的头目，还有的“站错了队”，被坏人利用上了“贼船”的，甚至还有的在“武斗”中伤人致死，至今还蹲在监狱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