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年轻人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后，跟我一起分配到第八中学来的共有四名大学生，他们也都是知青。其中一个叫张玉祥，他是从“兵团”考上来的天津知青，老师们都叫他“天津张”。他在“黑大”中文系毕业，比我小五岁。他的爱人是哈尔滨知青，一九七九年带着孩子返城回到了哈尔滨以后，一直就住在娘家。张玉祥毕业后，因为八中无法解决教师的住房，自然也就只好住在岳父家里了。
另一个新派来的教师叫林镇学，是“六六届”哈尔滨下乡知青。也是从“兵团”考上来的，因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又结婚生了孩子，所以一家三口人只好跟老父亲挤在一起。
还有一个新分来的小伙子叫赵子键，是齐齐哈尔市下乡的回族知识青年，二十八岁尚未结婚。一九七七年他考入了黑龙江大学哲学系。这小伙子虽说年轻，可处理社会问题却很有一套，绝不是我这样的“驯服工具”所能比的。他不但敢于在领导面前为个人问题据理力争，而且语言犀利，咄咄逼人。因为第八中学既没有教师宿舍，又没有能力为这个少数民族教师单独开灶，所以他从分到第八中学那天开始，就一直过着漂泊的日子。白天到外面的回民饭店去吃饭，晚上到大学同学家里去借宿，为此他理直气壮地拒绝了学校分配给他的教学任务。那个善于做“思想工作“的王赫校长多次找他谈话，不仅毫无效果，而且总是被他弄得很难堪。
“你应当以事业为重——啊，既然分来了，就该服从学校的安排，没有理由不接受教学任务！”校长按着常规，不冷不热地做着他的思想工作。
“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个起码的生活条件吧？就拿你来说，你如果没处吃，没处住，你能上班工作吗？别说你是个校长，就是给你个局长当，你也不能干哪！对不对？”赵子健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反问着王校长的训导。
王校长真没想到，刚一交锋，这小伙子就给他来了个“换位思考”，竟一下子弄得他无从回答。
“你毕竟是党员嘛，应该以党的利益为重，啊——总得有个组织原则吧？有困难可以暂时克服一下嘛！”
“我是党员不假，可党章上哪一条规定了党员可以不吃饭、不睡觉为党工作了？我好几次找你们谈，你们都拿不出办法来。我不接受教学任务，这是我的责任吗？要不你们就把我的档案退回教育局，可你们又不给退，今天又拿‘党员’来卡我。你当校长的应该明白，现在不是‘文革’那时候了，那一套早就行不通了，你还是想一想我说的那两条，看看你们能答应我哪一条吧！”
“反正你是国家分配来的，既然到了这儿，就必须服从这里的安排，否则就是无理取闹，破坏学校教学秩序。你这样下去我们要考虑你的党性问题以及你的思想目的啦！”
“考虑我的党性？我的党性怎么了？我服从教育局的分配，没有跟组织讲条件，这正说明我党性强，说明我有组织观念；你说是不是？可是我来了以后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呢？你们‘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啊？难道我提出的要求过分吗？分配来的咋地，分配来就是卖给你们的‘奴隶’啦？我是来为党工作的，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奴隶主’好不好？”
……
几个回合下来，跟他谈话的王校长就有些吃不住劲了——历来分配来的教师对校长都是服服帖帖、毕恭毕敬的，可没想到如今站在面前的这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却如此难缠，浑身是“刺”儿。
后来又有几次“交锋”，另几位校长也都先后领教过了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的“厉害”。
开学了，因为赵子健仍然拒绝接受教学任务，分配给他的政治课只好暂时由另外几位教师轮换代课。但这总不是长久之计，怎么办？校长们讨论来讨论去，决定把这个“刺儿头”的档案先退回教育局去。可是教育局又不同意，让八中想办法安排。八中无奈又打报告申述困难……几个反复下来，一个学期已经过去了。后来教育局终于松了口，赵子健被改派到了“省民委”的“宗教处”。
据说，两年后赵子健就被提升，当上该处的副处长了。
而对于我，领导们当然认为是属于训顺的“小绵羊”那种了。一个从不愿与人争名、争利，又不好意思因个人困难向领导张口的人，头上还顶着共产党员光环，他们是放心的，因此对于我，他们也就不太在意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我的这种秉性，才让我和家人吃尽了苦头。此后我常想，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我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该向八十年代的年青人学习些什么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