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晚成
（一）
在入学后的大学学习生活中，我渐渐发现，在我们这个班级里所有的同学中，几乎每个人都是命运多舛。回乡知青赵怀章就是其中之一。
应该说，赵怀章是我们班上最精明、最勤奋的学生之一。他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并且待人真诚，性格潇洒、乐观而诙谐。平时闲谈中经常是妙语连珠，让人捧腹。因为与他交谈总能带给你许多乐趣和几分快活，所以渐渐地我们成了知心朋友，而且各自都走入了对方的内心世界。
一九六六年，赵怀章在呼兰一中高中毕业，踌躇满志、学业优异的他当时完全是考入清华、“北大”的材料，可是由于“文革”爆发，大学停止招生，他只好回乡务农了。因为他父亲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所以他这个高材生这时也只能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参加劳动，任何出人头地的好事，都休想轮到他的头上。他不声不响地承受着“家庭出身”带给自己的沉重包袱和巨大的精神痛苦。
当时，地富分子要额外承担大队的义务工。像清扫街道、碴大墙、挖濠沟、掏厕所、清猪圈、给五保户挑水等等活计，总是无偿地摊派给他们。赵怀章的父亲尽管年事已高，但任务却不能少。大队干部说，他干不动不要紧，还有他儿子呢！
赵怀章为了替老爹完成义务工，同时还要掩饰自己内心的自尊，只好每天早晨三点钟就爬起来，趁村路上无人之际把老爹分摊的五十多米街路清扫干净。大队要盖房子，于是又把脱坯的指标无偿地摊派到地富分子身上，半个月之内每家要把五百块土坯送到大队。赵怀章为了不影响生产队出勤，那段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出工前一个小时就把麦秸铡好，装进麻袋背到村外的黄土坑，用黄土拌好再浇上十几担水闷上，然后再扛上锄头跟社员一起下地干活。中午回来，还是先到黄土坑，用二齿子扒一遍泥，然后再回家吃饭。晚上收工回来，照旧是先到黄土坑和一遍泥，一口气脱上百十块坯以后，再把头两天脱好的坯码成垛晾起来，这才顶着满天星斗回家吃饭。睡觉时已经快要到小半夜了。
一九七零年春天的一个早晨，赵怀章帮父亲干完义务工之后，到生产队干活有点不赶趟了，为了抄近道儿，便从“二八”中学操场翻墙而过，然而这却让他阴差阳错地遇上了这所学校的校长。
这位校长名叫马振国，是一年前被“贬”到农村中学来的。他本来是县委党校的一名政治教员，“文革”开始后，由于造反派搞的那个“‘二八’万人点火大会”，一下子把三、四百人揪到台上，制造了一场轰动全县的群众斗群众的闹剧。势不两立的两派之间互相攻击，眼看秩序难以控制，造反派头头们就在台上架起了八挺机枪，震慑群众维持局面。这场轩然大波引起全县的轰动，自然也引起了县委的高度重视。见势不妙的造反派头头们这时便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马老师的头上，说这都是他指使的。结果就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把马老师从党校揪了出来，几次批斗以后被关进了“牛棚”，还逼迫他写交待材料。
一个多月近乎牢狱的生活，把马老师折腾得痛不欲生。这时县里从第一中学抽调了三名尚未离校并且又有较强文字能力的高三毕业生，组成专门调查组，要搞清这件事的真相。赵怀章就是这三人中的一个。他们历经半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认真走访了当事人、见证人及许多群众，清理了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然后以确凿的证据、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及激烈而准确的措辞写出了一份题为“‘二八’万人点火大会真相”的大字报，贴到了县城最显眼的地方。这份用了四十三张大白纸、写了四千多字的大字报引起了全县的轰动，造反头目嫁罪于人的企图这才***。
原来，马振国老师当时是被县里派到黑龙江省“造反联络总站”的联络员。主要任务是了解运动的动向以及省里对开展运动的指示，以便及时向县里传达。当时，组织“点火大会”的造反派找到他，问“点火大会”应该怎么个开法，外面都是咋搞的。马老师只是说了一句话：“要我看，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说了算，群众说咋办就咋办。”结果那帮人回去就上演了那么一场闹剧。
马振国老师虽然因为“万人点火大会真相调查”得以解脱，但还是有错误的，于是被县委组织部调到农村的“二八”中学当校长。
（二）
马校长这次与赵怀章的巧遇，虽然只有十几分钟的对话，可却让他了解了赵怀章毕业后这几年的处境，这也让这位校长百感交集而又心情复杂。
当时，由于教育经费十分紧张，所以连这所乡镇高中也存在着教师严重不足的问题。不久，县教育局为了分解县里的财政困难，又把县“五七干校”的近百名学员划到了位于农村的“二八”中学来，而且说是政治任务，必须接收，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可真让“二八”中学雪上加霜。马校长以教师严重不足无法承担教学为由，拒绝接收。这便引起了县教育局的极大不满。于是县委直接打电话给“二八”公社党委，党委书记赵友德立即找马校长谈话。这时，马校长便把教师严重紧缺的现状摆到了桌面上，提出要增加五个教师编制的要求。因为新增加的一百名学生，将编成两个班，至少还需五位教师才能完成八个学科的教学任务，否则无法开班。党委书记赵友德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呢？五个人上哪找去？工资从哪里出？这时马校长看准时机，提出了一个既能解决问题又能大大节省开支的建议。说：“我推荐一个人你看行不行，这个人叫赵怀章，现在在生产队当社员。只要他能来，我保证他能够胜任五个学科的教学工作，还能当班主任。另外三个学科可以由现有教师分担，眼前问题就解决了。”
赵书记不相信有此能人，可架不住马校长力荐，出于无奈，赵书记终于把这个方案提到了党委会上讨论。马校长也是党委委员，他在会上陈述了赵怀章在一中时的学业及能力，并十分有把握地说，这个人能同时承担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园林这五门课程的教学，否则干校拨来的学生根本无法开课。
党委中尽管一些人也知道赵怀章是个人才，但还是围绕他的“家庭出身”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咱贫下中农的子女，将来是无产阶级接班人，现在却交给一个‘地主子弟’去培养，这成啥事儿啦？”
以马校长为代表的另一种意见说：“重在政治表现，这是党的阶级路线，不能光看他的出身。”
两种意见互不相让地争论了好一阵子，最后还是赵书记一锤定音：“就凭咱们无产阶级**这么强大，我看凭他一两个地富子弟也翻不了天。就让他先试用仨月，不行再说。”
从此，赵怀章便登上了三尺讲台，当上了一名“试用”的民办教师。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对于这个来之不易的转机，他万分珍惜。他凭着自己优秀的学业和勤奋的性格，起早贪黑，挑起了每周二十六节课程的重任，同时要准备五个学科的教案。这是一般人不敢想象的，但对他来说却轻松自如。赵怀章以超乎常人的表达能力和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获得了他任课班级所有学生的一致好评，终于不到两个月，就被取消了“试用”二字，成了一名堂堂正正的、名声大振的民办老师。在政治上初步获得信任的赵怀章，此时如鱼得水，在他面前似乎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让他开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当地许多领导干部都为自己的孩子请名师指导复习。赵怀章此时便成了马校长、赵书记家里的座上宾。他每天都要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帮他们两家共六个孩子辅导课程，结果六个孩子全部考上了大、专院校，其中有两个被哈工大录取。几乎无暇顾及自己复习备考的赵怀章也同时考入了我们这所师范大学。于是我才有幸结识了身边的这位了不起的学友。
（三）
同样，一入学就被大家凭直觉推荐为班长的王凤和也有一番令人惊叹的经历。他一九六六年在木兰县高中毕业以后，由于才华出众，早就被县里所关注。可是由于他出身“富农”家庭，只能是被县教育科临时抽调去做一般干事。他的文字能力、宣讲水平，都令县里的干部们折服，在他们心中王凤和就是木兰县的“一支笔”。但尽管如此，也只能利用他的才华，而在政治上却难以得到重用。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凤和再也坐不住了，自幼喜欢读书上进的他，宁肯舍弃领导对他描绘的美好前景和数次打算要对他“提升”的许诺，决心要靠实力圆自己的大学梦。结果一举成功，还在学习期间入了党。
曾在阿城纸箱厂做车间主任的陈连生，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当年高考成绩已超清华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但由于他父亲的“历史问题”而落榜。此后他就在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还当上了车间主任。已经娶妻生子的他，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一举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被这所师范大学录取了。因为年龄毕竟也是当时录取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这样，恐怕他就要到北京的某所名牌儿大学报到去了。
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学习勤奋刻苦，毕业前夕入了党，成为全校学生的楷模。
上海知青汤兵勇是七零级的初中毕业生，毕业后他随着扎根边疆的知青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察哈阳农场屯垦戍边。开荒、种地、伐木、盖房他样样都不落后。自幼勤奋好学的他到兵团后，业余时间里总是手不释卷。几年里他不仅自学完了全部高中课程，还攻读了高等数学。大学恢复招生以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踏进了这所师范大学的校园。毕业后又考取了研究生，先在黑龙江大学数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研究成果颇丰；后来担任研究所所长。调入上海纺织工业大学几年以后，如今担任该校的博士生导师。
与我在“而立”之后大学同窗的两位女生，毕业后辗转到了天津、长沙，各自在高校做教学工作，教学成就颇丰，深受学生的爱戴；提前离校的几位上海知青，如今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竭尽全力地迸发着自身的那份热和光。他们回到了上海以后，经继续深造，大学毕业以后的王一鸣几年后在上海市工业党校任党委书记；研究生毕业的蔡磊在经济领域打拼几年后，先在一家跨国公司任副经理，后来升任为总经理。毕业留校的赵怀章、王凤和、陈连生等人从事两年教学工作后也都先后进入了学校领导班子，分别担任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务处长等职，成为这座高等院校的脊梁——改革开放使他们大器晚成……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一代人才被重新挖掘。从此，“老三届”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伟大的一九七七，挽救了整个一个时代。
伟大的一九七七，是我们这一代人命运中闪亮的拐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