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求学路
四月一日那一天，总场热闹得像是操办一件特大的喜事。一大早，老书记和几位场长就来到了场部，在附近干活儿的农工、我家的邻居、学校里的老师和那帮初试就落了榜的小知青们，都聚到了场部为我送行。总场专门为我派的那台“二八”拖拉机已经打着了火，那“突突突突”地响声，就像一匹远征前的烈马，兴奋地喘着粗气。
临行前，老书记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小王啊！等你毕业回来，咱们用新买的汽车去接你！啊——”说完，紧接着又像是否定自己似的补了一句：“嘿嘿，到那时候啊，就怕咱这儿的水浅，养不住你这条大鱼喽！”
拖拉机在人们的簇拥下，缓缓地启动了。
政工干部和几个小知青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
我怀着“而立”之后才上大学那种特有的复杂心情，一路上浮想联翩。有幸福也有忧虑，有憧憬也有顾忌，尤其此时对“家”似乎有了新的感悟。人想念家，是因为家中有爱的思念和亲人的牵挂。家是爱的纽带，连着两颗心；“家”字的每一笔、每一划都勾勒着温暖的情怀。也许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人离家越远，心就离家越近”的道理。
尽管今天我又为了奋争离家而去，但那颗心，却永远不会放飞不归。
家，永远是我灵魂的依托和栖息的港湾。
我们这个班级里共有三十名学生，大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份是来自上海、天津、长春、哈尔滨的下乡知青，另一部分是来自省内松花江地区农村的回乡知青。入学前他们多数都是农村的民办教师，而且都早已娶妻生子；班里仅有两名女同学，她们与六名上海男知青是班上的八位大龄未婚青年。
在我们这个班级里，郭润玺和李武两位同学都是和自己的爱人双双被录取的，只不过是专业不同而已，而且他们两家各有两个孩子。由于家中老人有的离世，有的年迈无法自理，所以他们这次上学，都只好把各自的孩子也一块儿带到了学校。校方为他们开了“绿灯”，让他们把孩子分别送到了学校教工的幼儿园和托儿所。间操时间，紧张学习的妈妈还要老远地跑到那里去看一下自己放心不下的孩子。星期天，她们要在寝室里给孩子做饭、洗衣服，陪孩子玩耍，自己看书学习只好在晚间进行……
平时孩子没病倒也好，可是一旦孩子感冒发烧闹了毛病，当父母就又增加了一份担心。母亲只好把自己留在孩子身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看书学习；做爸爸的虽然说是坐在课堂上，但是心还是在孩子身上……
沉重的家庭负担让我们在有幸考入大学的同时，仍然要以不屈不挠的意志经受着另一种煎熬。
我们这批“老学生”自知给学校增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于是我们也更加自重。校园里每天早晨起得最早的就是我们班这些老学生，一个个好像部队战士一样迅速洗漱完毕，便整队出发到操场上去跑步。然后才回到教室里上早自习。紧张、自觉的学习习惯给全校各系学生做出了榜样，我们这些同学也成了学校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一道奇特的风景。
在校园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从一簇簇人群里总有人投来钦羡与同情相互交织的复杂目光；有时在他们当中还会发现我们曾经教过的学生，他们都是在几年前被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员”，如今我们已经变成同一所院校的校友了，我们之间维系着师生和校友相互重叠的关系。甚至还有个别的年轻教师，也曾是我们教过的学生，如今已经在这里留校任教了……
面对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期本科学生，他们心里流露着仰慕、尊敬和钦佩的情感。
一天的紧张学习以后，大家一回到宿舍，往往就海阔天空地侃起大山来。天南地北的，国内、国外的，历史、现代的，政治、经济的，文学、艺术的……几乎无所不包。我看着这些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的样子，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看了那么多的书，我打心眼儿里佩服他们。在我眼里，他们一个个简真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幽默而又风趣的政治家、理论家、文学家和雄辩家……
我们班里的刘毓奇，一九六六年在哈尔滨第六中学高中毕业之后，就随家下放到了呼兰农村。入学前是在生产队赶大车的“老板子”。他这个人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性格直率而坦诚。由于父亲年迈多病，家境又不好，跟班里那几个带工资上学的公办教师一比，常常情不自禁地发出各种感叹来。
有一次，他躺在床上跟同学赵怀章说：“唉！老赵，你看人家老郭、老吴、老于他们几个多好，都是公办教师，现在上着大学还拿着工资；咱几个可倒好，干吃干喝不挣钱，就靠这点儿助学金，逛书店连本儿书都不敢买。你说咱哥儿几个的命咋这么苦呢？”
刘毓奇的话音刚落，想不到赵怀章对他的回答却语出惊人。他以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诙谐的语言，巧妙地把微积分学中的“导数”概念运用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上来。
赵怀章打着手势，拿出一副哲学家的派头对刘毓奇说：“让我说这个事儿啊，老刘你不能这么看。你不能光横向比，要学会纵向比较。啊，你想想，他们公办教师毕业后也只是拿到个大学文凭，是不是？可你呢，不但也拿到了大学文凭，而且你从一个‘车老板子’一下子就变成了挣工资的人民教师，你不想想你的跨度有多大呀！啊？这是其一；其二，上大学以后你又娶了老婆，成了家，跟他们比比，你的“变化率”太大啦！你把你的“人生函数”这么一“求导”，你的“导数”值不是比他们大多了吗？他们哪个能赶上你呀？你咋不这么想想呢？啊？你小子比谁都合适！这你还不知足呢？”
老赵的这番话虽是玩笑但却颇具哲理。不光是刘毓奇听了以后茅塞顿开，乐得直拍大腿，连同寝的其他同学也都乐得嘎嘎地，一个个都从床上坐起来为老赵的“高论”鼓掌叫好。刘毓奇一掀被子从床上跳下来站在地上高喊着：“高——高——老赵实在是高！哈哈哈哈……都说感谢邓小平，要我看哪，最应该感谢邓小平的就是咱这些能上大学的生产队的‘土包子’了！哈哈哈哈……”
大家一来佩服老赵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和乐观态度，二来更佩服他对数学概念的深刻理解，顿时一个个都乐翻了天，愁苦的气氛一扫而光……
然而，更多的时侯，大家还都是沉浸在对毕业的期盼里。本来才入学不久，却习惯用“倒计时”的方式计算着毕业的时间。
我的年龄最大，于是成了班里的“老王头”儿，还当上了学生党支部的书记。当大家上晚自习回来以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同学之间便开始了幽默、风趣而又毫无顾忌的“玩笑沙龙”，藉以排解一天的疲劳和心中无奈的牵挂。
同学当中，离家最远的是那几个上海知青，最近的也都在周边各县的农村。只有刘景富一个人的家是在郊外，离学校不过二十里左右。所以他每个周末都能骑自行车回家一趟。周日晚上再骑车赶回学校来上晚自习。同学们离家太久，惦记孩子、思念妻子也是自然的事情，所以大家都羡慕刘景富这小子每周都可以回家。后来不知是谁风趣地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每周一歌”。从此以后同学们晚上入睡前就常拿这个“每周一歌”开心，一阵阵笑声不时地传到走廊以及对门的房间，常常引来其他宿舍同学也加入到了我们的“玩笑沙龙”。
熄灯以后，我的脑子里就开始“放映”起家中那一幕幕由自己构想出来的画面来。我惦记着年迈的父亲，他拖着带病的身体，还要帮我照顾已经上小学的儿子，我思念农村家中的两个孩子，还有包揽了里里外外一切活计的“小芳”……想着想着，就不知不觉地“走了进去”。
睡梦里，我回到了家中，使劲儿地帮她干活，挑水、做饭、洗衣服……
上大学前的农民身份，决定了我上学后只能享受国家下发的每月二十二元的助学金待遇，经济上的拮据自不必说。周末到父亲那里去“蹭吃”，平日在学校食堂里也只能吃最便宜的饭菜。
一天中午，食堂改善伙食。午餐为同学们准备了红烧肉、溜肉段儿等十几种好菜。为了节省花钱，也出于自尊的考虑，那次我没有到食堂去吃饭，而是到校外很远的一处小吃部吃了一碗面条。回来时，有同学问我咋没去吃饭，我便捂着胸口装作胃疼的样子蒙骗他们。时间长了，大伙儿摸出了规律——“食堂一改善生活，老王头儿就犯胃病”。凭着这些人的智商，我知道这种谎言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从那以后，学校改善伙食，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到食堂去开开荤。
每次“小芳”的来信都是那样简单。“家中一切都好,安心学习,不用挂念”，这几乎成了她每封信里的固定语言。我知道她是怕我分心，故意一个人把苦水咽到肚子里。我每次回信，都很想掏给她一些心里的甜蜜，给她些温情，送她些感激，可又怕搅乱她平静的梦乡，只好把美丽的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
头一学期的那个暑假，同学们一个个归心似箭。这个时候，大家都紧张地收拾着自己的行李，恨不得一步到家。学生们离校后的校园一时间变得空荡荡的，就像退了潮的海滩那样宁静。
我用省下的饭票换回了二十多元钱现金，到商店买了二斤桃酥准备回家。恰巧，这时我发现在一家饭店的门前停着一辆“解放”，看车号是巴彦的，是辆刚卸过煤的空车。我跟司机说了半天好话，人家才答应我搭车回去。真是“有钱男子汉，无钱汉子难”哪！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颠簸，下车时我浑身上下全都落满了黑黑的煤尘，像是才从煤窑里钻出来似的。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又走了二十几里的土路，到家时天已经大黑了。还没进家门儿，我就听见我的小儿子和他妹妹正吆喝着往圈里撵猪呢。见我回来了，两个孩子啥也不顾了，一齐向我跑了过来，饿得嗷嗷直叫的猪，这时又趁机窜出了圈门。我看见挂在儿子小脖子上的钥匙，就断定他妈干活儿还没有回来。看着两个孩这么晚了，还得像大人似地守护着家门，我心里一阵酸楚。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两斤桃酥，两个孩子一听立刻雀跃起来。我打开书包才发现，大部分桃酥都被颠碎了，成了黄褐色的面渣渣。可是两个孩子还是乐滋滋地吃得那样香甜，已成“另类”的桃酥并没有改变他们那种高兴的样子。
我的内心像是打翻的五味瓶，说不出是种什么滋味。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猪又撵了回来，接着赶忙抱柴禾，准备点火做饭，我想等“小芳”回来时给她一个惊喜。
月亮爬上了树梢儿，夜色静悄悄地，只有远处沼泽地里的青蛙拉着长声“呱——呱——”地叫个不停。过了好一阵，宁静的夜空才隐约传来拖拉机的“突突”声，逐渐由远而近。两个孩子高兴地喊着“我妈回来了”，说着，就“咚咚咚”地跑了出去，把我一个人扔在屋里。
我心里默默地想，这半年里，她说不定累成了啥模样，无形中心里觉得欠了她许多无法偿还的债。
两个孩子拽着妈妈的手，连蹦带跳地进了院子；“小芳”的脚步也显得有些加快。她见了我，一阵欣喜从脸上掠过，又开玩笑地说：“你要是再不回来呀，连孩子都不认识你了！”她话音刚落，两个天真的孩子都抢着说：“我认识！”“我也认识！”她的脸在笑，可两眼却闪出了泪花儿。一定是怕我发现，她急忙用手抹了一下，又装做没事儿似的伸手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说：“你们认识他，我可不认识他了……”
原来，她们的拖拉机在回来的路上“抛了锚”，司机从附近大队找来零件换上以后才开回来。在司机修车那一个来小时的时间里，她又跟另外几个跟车的妇女摸黑儿在路边地头上采了一大捆猪菜——为了这个家，她真是分秒必争啊！
我心想，她今天贪这么大黑虽是偶然，但是谁知道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还会有多少个像今天这样的“偶然”呢？连孩子也跟着一块儿遭罪，她们都是在为我吃苦，为我受累呀！
我要返校了。临走那天，我家的“小芳“仍然要到场里去干活——跟拖拉机往县城里去送砖。我趁着出发前这点时间，给家里挑了满满一大缸水，连锅里、盆里也装满了，好像这样做她就不必再到井沿儿去打水似的。我又从外面抱进来老高一堆柴禾，突然又一想，不妥，万一孩子弄着了火可不得了，于是又抱出去了一大半，回头看看才放下心来。
到县城以后，我顺便去看看韩大哥，一进门就看他正忙活着。他说这是给我打的简易写字台，用的是盖房子剩下的一点儿木料，再过两天就可以上漆了。他还说：“你是当老师的，毕业后无论到哪儿教书都能用得着。”
我被这件事深深地感动了……
精神的压力加上紧张的学习，也许还有我不太了解的其它因素，入学第二年，我头顶上的头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掉光了，只剩下两鬓和后脑勺这大半圈儿。落发的头顶像一轮苍白的月亮，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加上本来不高的个头儿，于是同学们对我的称呼从普通的“老王头儿”一下子就变成了伟大的“列宁同志”。
上海知青汤兵勇暑假结束从家里回来，专门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让我猜。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打开包装才使我意外地发现，那竟是一副假发。在一片真情厚意的打动下，我接受了这件非同寻常的礼物。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学生，而不是来检查教学的专家或学者，坐在座位上应当与同学们保持年龄上的一种和谐。我深知，这副假发凝聚着一种特殊的知青情结和同窗友谊，凝聚着一种人生的情怀。
在我们读完“大三”以后，班里先后有五位同学迫于生活压力，无奈地跟随专科毕业生一起离校了——他们当中有的是因为妻子有病在身，难以支撑那个千疮百孔的家；有的是因为山东齐鲁的石化企业来招募中学教师，只要有大专文凭即可，机会难得；有的同学是担心年过七旬的父母等不到自己毕业的那一天，无奈之下提前毕业回家乡从事教学工作去了……
我的同桌周祥春就是为尽孝道才不得不提前毕业的。他家住在巴彦西集镇农村，父母都已经年过七十，体弱多病；他入学时，妻子已经生了三个女儿，小的当时只有两岁。
“大三”上学期的一天下午，周祥春突然接到一封父亲病故的电报，这让他一时手足无措，连夜赶回家里办理老人的丧事去了。
回校以后，他再也收不住自己的心了。听老人们说，人到了这个岁数，一旦走了一个，另一个也就快了。他真担心老母亲等不到自己毕业那一天哪！还有一件事，他仅仅对我一个人说过——他的妻子又怀孕五个多月了。这不是他的本意，只是为了满足老母亲的愿望，盼着他们再给她生个孙子。他们两口子已经商量好了，若是再生个闺女就送人，若是个男孩儿，那么这四个孩子七口人的生活也就逼得他只好提前按专科毕业了……
快到期末了，周祥春家里来信了。这回是喜讯——妻子生了个男孩儿。可是这也没让周祥春十分高兴起来，至多是喜忧掺半吧。几天以后，他就把事先早就考虑成熟了的“提前毕业申请”交到了学校……
尚未结婚成家的五个上海知青也有自己的苦楚。在全国知青大返城的热浪中，他们当中有四个人退学返回了上海。他们想的是：只要能返回上海，凭自己的实力来年照样能考上大学，把户口落回上海才是最关键的。而在这里继续念下去，既或大学毕了业，也未必能回到上海去工作。所以他们权衡之后才做出了“退学”这样一个令自己心痛的决定。
班级里的上海知青只剩下了汤兵勇一个人了——他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和已经度过二年的学习时光了。
……日历终于翻到了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在思念与企盼的煎熬中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的我们，一个个激动万分。德高望重的老校长于少华老先生给我们这批“空前绝后”的特殊学生每人斟满一杯酒，祝贺我们“而今迈步从头越”。这让我们每个同学都百感交集，无论会喝的，还是不会喝的，都一口干下了这杯酒。真不知它是酣畅淋漓的甘醇，还是酸心辣口的苦涩。
四年前，我们为共同的梦想而相聚，今天又为不同的前程而分别。在毕业前夕的座谈会上，堂堂七尺男儿一个个泪眼朦胧。这一年，我的儿子已念完六年级，我们爷儿俩竟然同时毕业，那份感触真是一言难尽。同学之间，原本打算说些道别祝福的话，可此时却怎么也开不了口，说不上几句就开始哽咽，开始抽泣，随后就是长达几十秒钟的沉寂。只好顺其自然地让四年来彼此间的默契与宽慰、关爱与扶助以及眼下的离愁和未来的祝福一起在彼此的心头流淌……（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