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如火如荼，各自施展手段，但是关于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谈判却始终打不开出口。
英法等国仍然没有同意承认南京政府，也不想在其他问题上多谈，一味的想要恢复海关的“秩序”，妄图将海关自主权重新夺走，甚至不惜发出战争威胁。
与此同时，顾维钧等人也陪同英法等国的外交人员观摩各地的大选，并且介绍南京政府在法制建设上的进展与成绩。
立宪派所谓的立宪既然得不到革命党人的认同，那么南京政府势必要拿出自己的宪政方案来，并且做出成绩。
宋教仁是最好的人选，他是真正懂得宪政的人。
1904年，宋教仁因与黄兴、陈天华等人组织的华兴会在国内起义失败，被迫流亡日本，在日本学习法律。宋教仁研读了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仅1906年一年，他就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10来种。
宋教仁对日本仿效西方施行君主立宪所取得的成果非常有感触，认为中国应当建立“民权的立宪政体”，应当实行法治，坚决反对人治，认为一切政治必须“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
作为法制院院长，他肩上的担子不轻，但是目前宪政乃是当前民国政治之核心所在，丝毫不能大意。
目前南京政府的大部分法律都是他拟定的，可以说是及时且高效。
当初民国成立时，依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规定了中华民国的政治制度；根据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原则，规定了人民的权利；根据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根据资产阶级主权在民原则，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确定了以司法独立、辩论、公开审判等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司法体制。
这些大部分都是依据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法制来制定的，但是李秉衡认为并不能适应将来飞速发展的经济与政治建设。
宋教仁的本意是将民国宪法定位为资产阶级法制的移植与封建法制的继承**织，但是根据李秉衡提出的许多新颖立法技术，他也逐渐品味出了不少心得。
目前反对派的主要矛头对准了民国法律的移植性，也就是部分的仿效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
让李秉衡觉得匪夷所思的是，这帮人照道理会提倡独立自主的进行立法创新，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居然要求复古。
比如恢复部分封建刑罚，进一步维护封建婚姻关系和家庭制度，并且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复古派与礼法派。
这些封建余孽居然不知死活，仍然在兴风作浪。
法律移植在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进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法律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李秉衡对此的解释是，社会的迫切需要必须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并且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
目前大跨越式的工业建设，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使得传统的中华法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社会也由传统的农业型逐步向工业化社会过渡。
伴随中国近代化的法律移植适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是有生命力的。
既有继承中华传统法系，也有对西方的移植，更加加入了独立自主的创新立法。
法律移植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特点，但市场经济有其客观的共同规律，清末修律的目标之一便是“务期中外通行”。市场经济共同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后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在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必须而且有可能引进、吸收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的立法经验。
“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对发达国家的法制文明视而不见，一切从头，那么我们能够尽快的自己摸索出来吗？”
李秉衡为了这个问题屡次大动肝火，这个时代的封建残余与封建王朝没有太大的区别，任重而道远，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目前已经有不少新法取得了实际的效益，为各界所好评。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
清末所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多项，其范围虽已涉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於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
南京政府所颁布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
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
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
借着经济法取得了成果这一东风，其他的立法也变得令人期待起来。
宋教仁更是提出了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当然，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进的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在制定经济法规时当然可以参考先发资本主义化国家已有的经济法规，但只有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相结合，才能制订出比较切实可行的经济法规，才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这就是中国特色么，李秉衡闲暇之余这样调侃自己。
照道理目前民国政府的法制建设是挑不出大问题的，但是四国外交人员组成的观摩团就是横竖不顺眼。
见什么都要挑些刺，尤其是领事裁判权的焦点，中国的刑罚与落后的体制。
他们仍然是用老眼光在衡量中国，就像李秉衡所说的，哪怕中国强大起来，他们依然不会用正眼瞧一下中国。
9月4日，中国的几个主要城市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针对列强对领事裁判权的执着不放。
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的，短短的时间便席卷全国，就连北京也不能幸免。
中国人的尊严很廉价，但是不惜代价去捍卫，这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中就能看出。
领事裁判权实在是中国人民族心理不能自立的一道关口，连普通民众都知道这条特权是肯定要抢先废除的。
西方列强为了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 一方面托辞中国法律与国际先进法律相比，存在很大不足。同时，将国际法上存在并得到公认的“治外法权”张冠李戴，附会于“领事裁判权”之上，以期获得承认。
而其之所以能够混淆成功，就在于在英美国家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概念上的接近。
在英语中，治外法权为“Exterritoriality”，其表示一种法律上的特权、特典之意，而其适用的范围为外国元首公使等。
因其包含有“Extra-territorialityJurisdiction”(即本国领土以外审判) 之意，故西方列强将治外法权的适用范围做扩充解释，将其适用于全体侨居中国的本国人，而“Extraterritoriality”也成为领事裁判权的代名词。
而领事裁判权原本于英文的“Consular Jurisdiction”，本意为“彼国的人，到此国中，无论民事、刑事都不受此国的裁判，而由彼国所派的领事裁判”。
随着中国主权的一步步丧失，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到《中美望厦条约》以及其后一系列条约，再到此后的会审、观审制度，列强司法特权一步步扩大，由最初的领事审判，到审判主体和适用对象方面逐步扩大，远远超出了领事裁判权的本意，却恰恰接近于“Extra-territo reality Jurisdiction”之意。
正如此，西方列强得以将两者混淆，用“Exrtaterritoriality ”的涵义扩充解释“Exterritoriality”，以资利用。
陈友仁清晰且犀利的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朱尔典等人并不认账，百般狡辩。
“所谓治外法权者，即外人须享外国法律之裁判事也，例如某外人犯某罪，该犯人必须经该本国之领事，或法官审讯治罪，如是，则凡享治外法权之外国侨民，即不受中国之领土管辖权之限制”。
朱尔典这里所说的“外人”显然是既指外交人员，也指一般侨民。他的目的很明显，就是企图将不平等的领事裁判权在国际公法的名义下变为合法。
陈友仁嗤笑不已，对方竟然如此的无赖，完全没有外交人员的风范。
这也的确，中国人居然能够分清领事裁判权与治外法权之间的差别，并且根据各项法案与根据来驳斥他们企图混淆概念。
这是中国法制界的一大进步，但朱尔典顾不上赞叹，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无奈的问题。
南京政府紧追不舍，丝毫不顾威胁与强硬的态度，让朱尔典无可奈何，想不出办法应对。
他们本来就没有谈判的诚意，不过是想捞取好处，并且观望中国大选结果。
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的壮大了规模，随着外交部通报英法等国再一次的中止了关于领事裁判权的谈判，并且敦促南京政府尽快就海关现状给出一个答复，使得这场运动迅速达到了高潮。
北京各校学生2000余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政府并没有予以制止。
9月13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随着这股人马的汇聚，更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一行列。
消息传到上海，越来越多的工人阶级开始支持游行集会，在工作之余积极开展反帝宣传。
9月15日上午，上海所有外商的纱厂与棉纺厂25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
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与外国势力相关的工厂有2万余工人相继罢工。
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2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
北京、上海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100多个大中城市，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
不过，表面看来，这场运动给中国带来了混乱，但是，始作俑者李秉衡却得意的笑了。
这次他借此机会狠狠的打击了外商在中国的工厂与贸易，并且消灭了一些大买办阶级的投机基础，完全了一次漂亮的一锅端。
达到目的之后，李秉衡准备渐渐平息这次运动，以免乱了自己的阵脚。
此时在上海的外商，尤其是日本与英国商人完全的陷入了恐慌之中，如果再不采取应对手段，只怕他们都要破产。
“回去，回去开工，不然，死啦死啦地。”
日本这几年逐渐的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尤其是在上海与东北，在上海，目前他们的纱厂已经有13家，棉纺厂也已经有9家。
之前罢工时，日方资本家不但殴打罢工工人，而且还开除一批带头者，公然宣称再有罢工者，一律乱棍打死。
有部分爱国工人被日方资本家非法拘禁，到现在音讯全无。
全上海的日资企业工人在有心者的组织下，迅速的开始了总罢工，并且举行集会，宣传抵制日货。
“我们现在面临的处境，使我们不得不作出非常手段，来杜绝这类事件在往后不断的发生。希望政府在向支那施压的同时，也授权我们做一切手段之努力……”
9月20日，大批的日本浪人手持刀棍袭击了游行示威工人，当场造成了十数人死亡，上百人受伤的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上海工人、学生和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怒。
22日，上海工人和学生在租界的繁华马路，进行宣传讲演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先后逮捕100多人，并突然向密集的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惨案。
万国商团中的日本武装也多次开枪，打死打伤数十名工人与学生。
英日等四国对游行群众的屠杀，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怒火。
从10月1日起，上海全市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
从10月1日到10日，帝国主义者又多次开枪，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英、日、俄、法等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全部上岸，并占领上海大学、大夏大学等学校。
上海人民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武力镇压，相继有20余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连租界雇用的中国巡捕也响应号召宣布罢岗。
南京政府充满着悲愤的发表声明：针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暴行，必须要惩凶、赔偿、道歉，否则，政府将与人民一道，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回击列强对中国肆意的践踏。中国人民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不惜一切代价，斗争到底。
南京政府将会密切关注此事件的发展，绝不容忍列强再有屠杀中国人民之行为。
与此同时，外交部向四国发出外交照会，要求就近期的惨案作出回应，否则，中方将采取强硬手段，收回列强在华租界与租借地，单方面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
各地的国防军纷纷请愿，要求支援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保护人民不再遭受屠杀。
来自军队的请愿书如雪片一般的飞到了李秉衡的办公桌上，堆成了厚厚的一沓。
各大城市驻军纷纷整军备武，积极开展相关的军事演练，甚至是实战对抗，摆出了不惜一战的姿态。
从工人发展到学生、商人、市民、农民等社会各阶层，并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各地，遍及全国，各地约有将近20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
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
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
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各国的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
欧洲的工人运动一直是各国政府的大忌，这次发生在中国的惨案接连在欧洲舆论得到揭发，使得欧洲工人团体在同情之余，也找到了斗争的动力。
在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前，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但是中国工人拒绝复工。
南京政府支持这一行为，要求对方尽快将肇事者交给中方处置，赔偿这次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损失，并且向中国人民道歉。
这不仅是针对英日资本家，也针对英日在华的驻军，尤其是商团武装与海军陆战队，更加针对英日在华的外交人员。
随着南京政府的态度日益强硬，英日两国政府也开始了强硬的回应，局势进一步的恶化起来。(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