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疫病爆发的时候，全城的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因为疫病不管你是权贵还是乞丐，只要染上，就是九死一生。随着几个官员的病倒，龙凤朝的朝廷也垮了，本来就不怎么在众人面前出现的韩林儿更加躲在深宫之中不肯露面，而上至官员将领，下至避难的百姓，脑海里都间或有了投降的想法。
全城人可降，唯独韩林儿和刘福通不可降。
刘福通自己也知道，其他人降了，只要还有利用价值，就不会被杀，而自己跟韩林儿断无生还的可能，为今之计，只有在部下全部病倒之前全面撤离。一方面，刘福通命令所有将领将精神士气最旺的兵丁派上城墙，整日巡防守城，另一方面，刘福通已经开始让心腹将领部署弃城事宜。
九月，天气渐渐转凉的时候，汴梁城中的疫病已经完全失去控制，过半的士卒和百姓已经无法行动。刘福通一下狠心，带着韩林儿和亲卫部队溃围而出。
溃围而出说起来很轻松，实际上并不是孛罗帖木儿没这个实力去拦截，而是他没这个胆量。
虽然刘福通每天都派精神最好的士卒登城，可孛罗帖木儿也不是傻子，从城里的炊烟日渐稀少明显可以猜到城里出了状况；而那些看上去精神不错的守城士兵，显然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到城外的防御上。孛罗帖木儿看到这些状况已经猜到了大半，本来突围部队就是做困兽之斗，没有十分把握也都不去拦截，更何况这支部队是从疫病区里逃出来的，谁敢去拦？嫌自己活得长了？
精明的将领们看到这支部队没带辎重，跑得如丧家之犬，也失去了追击的兴趣——没有辎重，说明辎重就留在城内，自己现在带着部队追去了，死伤的是自己的手下不说，到了攻城的时候自己什么都捞不到才亏大了！于是纷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支部队放了出去。合拢包围圈之后立刻派人用石灰粉在这支部队走过的地方细细地撒过，这才放心回营。
孛罗帖木儿心知这逃跑的必然就是刘福通，可他没兴趣去抓，抓到了给自己染一身疫病才不划算，何况刘福通不死，自己就还有“剿贼”的机会，有了剿贼的机会，自然就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虽然自己攻下敌军都城之后应该已经走到的人臣的巅峰，可还是要为自己的部下们考虑考虑，让他们也能有升官的机会。就这样放过他们吧！何况自己这一追击，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兵马，到时候就真的要在扩阔面前当孙子了。
不过孛罗帖木儿也没敢现在就攻城——尽管城内多数人已经拿不起兵器，他可不想自己的部下在发财的时候丢了性命，与其如此，不如等到天气大冷了，最好第一场雪下了之后再进程，这样疫病传染的可能性会小了很多。至于洛阳和周围其他的县城，孛罗帖木儿想都不敢去想，自己小十万部下死得已经够冤了，现在在整个汴梁洛阳一带，自己等于完全被这些小县城包围着，若不是这些城池的守将够谨慎，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趁着年前的功夫赶快进城发财，然后渡河北上才是正理。心下大定的孛罗帖木儿也跟扩阔一样悠闲起来，而汴梁城中，很快就是一片死寂。汴梁之战便在一逃一围之中提前落下了帷幕。
裹挟着大宋皇帝韩林儿南逃的刘福通绕过了周围几个县城的支撑点，直到向东南跑出了六百多里地才松了口气，也心知短时间内鞑子没有追过来的打算，于是原地驻扎休整，顺便收拢部下。原本刘福通也想立即就南下，可六百里下来韩林儿打死也不肯再走一步。别说韩林儿这副“娇贵”的身板，就是一个结实的汉子，不眠不休地在马背上颠簸六百里也是要命的事情。何况刘福通也有自己的计较，大队人马停下之后好歹也要等到后续的掉队的人马赶过来。这一路下来也算是最严酷的一种淘汰，凡是体力不支的，或是感染了疫病的，通通倒毙在半路。
这个地方已经是自己地盘的腹地，虽然这一年多来失去联系，但是最起码这里肯定不会再有鞑子出现。刘福通和韩林儿悬着的心齐齐地放下，打算停留几天打听清楚外界的状况再择去向。谁知这一停，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各大势力里面只有张士诚是天下人的一大笑料。这厮虽然带兵，可行事作风完全是个商人做派——无利不起早。他的地盘狭长，但也很少有什么野心，天下人都知道，这厮根本对那个宝座没什么兴趣，最喜欢的就是割据称王，然后大收赋税补贴家用。
这样一来既有坏处又有好处。坏处就是，凭他这种做法，压根就没几把未来当作赌注的读书人愿意投奔他，手下的将士们也失去了进取天下的心思，只等着天下大定之后换个新主子，反正自己的主子不打招呼随便投降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处就是，也没有哪个势力把他当作眼中钉、肉中刺，都知道这厮除了钱财美女之外没什么别的野心，于是在考虑战略态势的时候，基本没有什么人把他考虑在内，当然，名正言顺和张士诚干过一场的朱元璋除外。
不过，出于“好心”，朱元璋没有把张士诚部队里混进了鞑子的事情告诉刘福通。也正是因为如此，刘福通边在考虑汴梁之战的布防问题时，忽略了张士诚这个不定因素。
作为后世的我们，从全局来看，张士诚和鞑子皇帝也就是后来史称的元惠宗应该是一类人，天生的享乐派，偶尔有这么点进取心，不过稍纵即逝；朱元璋、扩阔帖木儿、陈友谅是一类人，都有着进取天下的野心，区别在于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刘福通和孛罗帖木儿则是一类人，都是一代将才，论打仗，战术素养和统帅能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谋略，他们的战略大局观、政治大局观显然比朱元璋他们低了一个档次。
刘福通倒霉就倒霉在“将才”两个字上了，因为他在这次生死交关的战役中，只考虑到了汴梁守城战的战略任务，而没有考虑到整个龙凤朝的战略任务，他在后方布防的时候，忘了那个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汴梁被围的时候，张士诚已经蠢蠢欲动了——这倒与扩阔无关——由于元廷的实力大损，血狼会对安插在各势力中的密探也开始出现失控的苗头。当然，这其中云霄也是一个推手，被飞字营截杀的多数不是什么细作密探，而是各势力单线联系的信使。这样做诚然打乱了扩阔本来的部署，可也让更多的血狼会密探如同脱了笼的野狼，躲在暗地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蹿出来咬人一口。
刘福通弃城之后，得到消息的张士诚第一时间便觉得自己机会来了。他没这个胆量跟自己的主子去河南血拼，但是龙凤朝在安徽的地盘他还是垂涎的——他也犯了个错误，没把朱元璋放在眼里。或许说他认为朱元璋正在跟陈友谅对峙，还腾不出手来跟他抢地盘。不过这些问题现在还没凸显出来，在张士诚倒霉之前，刘福通先要倒霉才行。再一打听，刘福通为了和孛罗帖木儿决战，已经把后方的兵力抽调了七八成，于是张士诚扯起大旗，带着大军出来游行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么凑巧，就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刘福通和张士诚对上了，这个地方叫——安丰镇。
休整了一段时间的刘福通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收拢的溃兵也有了大约四五万人，心里有了底气的刘福通终于说服了韩林儿大军开拔，打算到滁州去重整旗鼓。
因为已经是自家地盘的腹地，加上休整的这么多天也没听到什么坏消息——鞑子还在汴梁洛阳一带发财——刘福通手下的斥候也就松懈了，松懈的意思就是，以往斥候侦察的范围是五十里，这些天变成了——十里。
又因为刘福通已经将后方的大军抽调了七七八八，张士诚这次进了安徽范围之后一路势如破竹，骄狂之下，张士诚的斥候们也松懈了，同样是——十里。
也就是说，原本在两军相距一百里的时候就能遇上彼此的斥候，如今要到二十里的时候才能发现——说不定还遇不上。
事实上，等到两军都得到消息的时候，两军的实际距离只有十三里。要命的是，韩林儿不知道脑子里到底装了什么，坚持认为已经到了自家腹地，理所当然地要摆起銮驾。当然，最要命的是，被张士诚的斥候全看到了。
张士诚一听说“銮驾”两个字的时候，整个人跳了起来，两眼冒着金光，没错，黄金的光芒。而帐中的部下也旋即从武装游行的状态下立即变身，纷纷要求率军与“大宋皇帝”举行亲切友好的双边会谈。张士诚无利不起早的本性立即被激发了起来，根本不考虑这个“銮驾”到底是多么烫手的一个山芋，当即挥军冲击。
安丰镇大战就在这种哭笑不得的偶然之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