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本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猎奇"，它是知识分子的解决精神困顿的方式，是一种知识本能。当代知识分子有三个精神源泉：其一是当代中国（50年代以来）的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其二是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其三是中国传统的儒家观念。它们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了这种从既定规范出发来思考、写作和生活，它们象婴儿需要乳汁一样地依赖这些规范。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时代，再没有神，也没有圣，这其实就是尼采说的一句话："瞧，那儿有多好，没有上帝只有诸神！"没有超级人格为知识分子提供规范了，知识体系里传统的等级秩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民主和平权的时代，也因此是一个知识上的充分的自由和创造的时代，但是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能承受尼采式的"杀死上帝"的"虚无主义"？如果"超级人格"死亡了、"绝对主体"不在了，我们许多知识分子便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不是从此脱离母腹走向自由自觉，不是义无反顾地向前走去而是四处逡巡寻找新的依附对象，他们什么都找，就是不找自己。他们对真正的知识民主和知识平权的局面无法适应，他们的思维习惯了过去那种知识集权主义、恐怖主义的作风，他们要寻找"学术的尊严"和"学术的秩序"，仿佛不回到那个一元格局中去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了，如果大家不遵守一个统一的"真理"（或者说他们认定的真理）他们就要大声棒喝，看起来他们气壮如牛，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学术婴儿病。
知识分子的一个本质特征是书面性，他们的工作是为人类文明的传承提供创造、发扬和保障，这要求他们具有超越的眼光和伟大的历史感，他们的成就应通过书面化而得到保存。而当今知识分子的工作正在失去书面化的特征，正在不断地口语化，各种各样的报纸刊物上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对话"，"对话"的特点是它的意义依赖于特殊语境（具体情景，交谈者各方的共识等），语境参与口语意义的生成，口语意义是由实际说出的部分（言语）和未说出但被暗示、参照和指涉的部分（语境）共同构成的。口语与其语境统一，一旦将交谈抽离其具体语境，它的意义就会出现分歧，因此对话这种方式是一种意义难以被其他语境分享的一种限制性的学术方式。与口语相反，书面文化的前提是读者的不在场，写作的具体情景并不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口语意义的当下语境对于书面语来说是不存在的，写作经历了一个超离"语境"的过程，因此它更适宜于大范围的文化传播和传承，更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它从形式上使人们更容易上升到普遍性的存在层次，使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超越于当下一时一地的意义，体现出一种普遍性的、超越意义的价值。当今知识分子热衷于对话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已充分表明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深深地陷入当下性的情景之中，他们对其言说的历史价值和独立意义、超越可能是不报任何信念的。一个自信的人，他一定一言千金，充分珍重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不断唠唠叨叨、言说不止的人，他一定是不自信的，因为他首先想到的总是别人会怀疑他，所以他才要反反覆覆地论证自己，他不知道他说得越多，其实就越不可信。这就是当代学术的唠叨病。知识分子似乎已经失去了通过细致入微的创造性书面工作而使世界为之感动的信心，而是换成了不断的唠叨，似乎在今天除了用不断唠叨，不断地在传媒"反复其道"，不断重复地说话这种方式以外，知识分子已经无法使人相信他所说的话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自己的精神产品他是否能体验到一个农民面对自己产出的水灵灵的瓜果时那种充实和幸福的感受？面对买主，那个农民抽着旱烟无言地蹲在他的瓜篮面前，他无需说话，因为他的瓜果本身就是最好的语言，然而一个当代知识分子他是否会有这样的无言的自信呢？不，他没有！他必须不断地说，不停地说，以此证明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不停地说话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强迫症。知识分子只能象祥林嫂一样地说着，这是这个时代赋予知识分子的宿命吗？其原因是否又是因为他所生产的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而他却无法不生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