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平淡的日子
爸爸待不了几天，在上海没两天就又回去了，弟弟留在这，玩到九月一号，开学再回老家。
在上海的日子，加了一个弟弟，也增添了许多乐趣，虽然他盯上了我的电脑。
但我习惯于让他，而且我自己用电脑也不知道玩什么，便随他了。
除了看电视，绣十字绣，他还会陪我下象棋，我的象棋是上初二时我们班一个男生教的。
但棋技只停留在懂规则上，比如象走田，马走日，車横走竖走……
因此经常输给弟弟，很多时候，弟弟都不想和我这个菜鸟级别的玩，但我都缠着他陪我下棋。
有时候妈妈看到，也会说一句：“陪她下一盘。”
小时候，弟弟不会的作业，我教的没有耐心的时候，弟弟就会哭鼻子，现在倒反过来了。
妈妈下午煮的豆浆，两个人喝，晚上，开着空调，三个人看新版还珠格格，水浒传。
一天一天过去，又到了我去复诊的时候了，每次去复诊，我都有些高兴。
因为这说明我又平安无事的度过了一个星期了，我离正常人的生活又近了一步。
但这次去复诊，医生还要帮我做一个腰穿，说是检查脑子里有没有坏细胞。
简单来说，就是脑子有没有坏？！
我从没做过腰穿，在这之前就先向前辈打听了什么是腰穿。
腰穿的基本操作是，抽脑脊液出来检查，其实和做骨穿差不多，也是需要打麻药。
至于疼痛，个人觉得没有骨穿痛，只是，做完后，患者需要平躺在床上六个小时，不能动，否则会有头痛头晕等症状。
平躺六小时这一点比较磨人。
从上午躺到下午，中午饭我也没有吃。
妈妈担心我会饿，特意回家了一趟，做了东西给我吃，同行的还有弟弟。
我还一直以为他在家玩电脑打游戏呢，看到他来还是很高兴的。
一个人孤独久了，别人的一个不经意的行为，你都会认作是关心。
虽然我懂1岁的弟弟，有没有关心我的那份心，但我还是很开心。
妈妈是用之前在移植仓用的陶瓷碗装了食物过来，打开盖子，一股鸡蛋的香味就飘了出来。
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尤其是脑袋，看不到是什么东西，但能想到味道，一定很好吃。
弟弟端着碗，特意倾斜了一个角度，让我能看到，是一块块金黄色的饼。
又不像饼，和饺子皮大小。薄薄的几片。
妈妈说，是用面粉和着鸡蛋液摊成的薄饼，怕上火，只用了几滴油，开小火稍微煎了一下，成型后再放锅上蒸了一遍。
姑且叫蒸鸡蛋饼吧。
我躺在床上，是妈妈夹着蒸鸡蛋饼一点一点喂进我口里的，躺着吃东西，有点不舒服，生怕呛到肺里。
所以我吃的很慢，妈妈想的很周道，还带了奶粉。
没错，就是奶粉，杯子，调羹，吸管……
医院里除了药，最不缺的就是开水。
将带来的奶粉用调成的温开水泡开后，妈妈再插进吸管，这样我躺在床上不用动也可以喝了。
在常人看来，也许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无理取闹，但这在医院，很常见。
很多病人都是外地来的，有的人甚至是东北那边的，他们来一趟医院很不容易，病人吃的东西又特别要注意，不可以吃外面买的食物就是第一条，还有就是菜不能炒的太上火，不能放太多油，除了盐不能放其他调味料……
于是，无所不能的病人家属，便想出了许多妙招。
去饭店借厨房，或者去还在这里租住的病人家属家借，有的家属甚至直接带材料现煮。
我有一次星期四来医院复诊的时候，就亲眼见过一个从老家赶来复查的移植几年的病人，他妈妈带了小电饭煲，面条，油，盐……
病人抽完血后，她妈妈直接就在医院大厅里煮起了面条，煮好后，病人拿着电饭锅就开始吃了……
一开始看到可能会觉得新奇，但设身处地的想想，谁不是被白血病逼的那个？！
不过，被逼成这样的我们，都是希望病赶快好，赶紧恢复好能去上学，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男生，跑进诊疗室做骨穿检查，没到十分钟就出来了，还活蹦乱跳的。
他梳着平头，皮肤是健康的黑，看不出一点生过病的样子。
妈妈打听到，那男生移植四年了，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了。
移植四年就能这样了，是不是四年过后，我也可以变成他那个样子，我心里是羡慕的。
妈妈对我说，好了就让我去上学。
我点头，此刻完全没想钱的事，想上学，很想上学。
每次在空间看到同学们的动态，我都会刻意避开不看，因为怕看着不知不觉，心就飞到学校了。
但病好了，就能去学校了吧。
移植的病人和学校的同学有点像，也分同期。
比如，和我同一天移植的上海男人，还有张一涵，也是和我同一天。
上海男人没我这么幸运，拉肚子还在继续，他已经搬到三楼了，还是三楼唯一的VIP病房，不过妈妈说他的拉肚子还没好。
可能因为我好了，他没好的缘故，他妈妈经常会向我请教一些病情，尤其是关于腹泻的病情。
张一涵是我们三个中恢复的最好的，也可以说她是最幸运的了，竟然和她爸爸配到了全相合。
她移植的是她爸爸的骨髓，但也因为如此，她没有排异，更没有别的什么感染。
她爸爸是厨师，经常会换着花样煮食物给她吃，我在隔离舱那会食欲大开的时候，羡慕的不得了，好希望自己也有个当厨师的爸爸。
不过我的爸爸也不差，虽然做的饭难吃，但他爱我，他没有放弃治疗我。
张一涵的妈妈我见过，戴着黑框眼镜，高高的个子，想必张一涵个子也很高。
可能是因为我和张一涵同一天移植的，她和我妈妈关系很好，有事没事就爱一起聊天。
话题不用猜，也知道是关于我俩的病情的。
我还在隔离舱的时候，她在窗外看过我，不过我出院后，就很少碰到她了，可能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主治医生的原因。
听妈妈说，张一涵恢复的是真好，但有一点“硬伤”，血小板长不高，甚至有时候还低于三十，她妈妈也因此犯愁。
而我正好跟她们家相反，血小板高达八百多，从移植成功之后，就没降下去过。
这个，可能跟我之前吃的药有关。
还没移植的时候，晕倒入院，血小板为7的那次，医生给了我一瓶药，红色糖衣药丸，小小的一粒，我只吃了两粒，之后血小板就再也没低过。
其实我是想把这药的事跟张一涵妈妈讲的，但我不记得药的名字，而且我也怕自己说了，害了人家，便没提这事。
直到之后的几年，我又想起药的事，才后悔当初没跟张一涵妈妈说，可能我说了，那件事就不会发生，张一涵也可能不会……
暑假的两个月过的很快，爸爸又来了上海一趟，来看看我，顺便带弟弟回老家报名读书。
我很想多讲讲弟弟的事，但想来想去，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讲的。
弟弟在的日子，除了家里多了一个人，也除了生活也比我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候亲切些，还有……
没有了。
下棋，玩游戏，喝豆浆，看电视，睡午觉……
特别平常的琐事，像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我都这样子度日，其实，他在的日子，平淡的很不起眼吧。
没去上海著名的东方明珠，也没去热闹繁华的外滩，就在郊区的房子，待了两个月。
弟弟临走的那天，我才发觉，原来生活中少了一个人啊，妈妈跟我说：“弟弟走了，感觉房子都空了一大半。”
妈妈和我是一样的感觉，也许，最容易忽视的，才是最不能缺少的。
弟弟走了，生活又回归到我和妈妈两个人的生活。
我烦，她也烦，很多次，我午睡起，走到她房间门口，都看到她坐在椅子上，不知道在干嘛。
我问她：“妈妈，你在干什么？”
“我在等着晚上做饭。”她回道，一句很不经意的话。
却让我涌出一抹心酸的情绪，因为我，妈妈只能整日陪着我荒废时间，除了照顾我什么都做不了。
我让她学着绣十字绣，绣好了还能卖钱，但她说看着那一个个小格格，眼睛就花。
后来，偶然的一天，她去老街买了毛线回来，她给我们织毛衣了。
我一件，爸爸一件，弟弟一件。
妈妈织的毛衣很暖和，我后来穿了好几年。
夏去秋来，我还留在上海，每个礼拜的周四去检查，医生会根据你的身体，适量的减药量。
时间一长，我吃的药大概都能叫上名字，其中有一种名叫甲泼尼龙片的药，是椭圆型的白色药片。
也是激素。
我以前就了解激素，比如，打了激素的鸡鸭是不能吃的。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在网上查了关于长期吃激素的危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