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从口出
一九六九年初夏那些日子，在大地里忙着抗旱的农民望着无云的天空，无奈地叹着气。老天爷已经有一个多月没下雨了。庄稼苗的绿色已经不再鲜亮，几里地以外的少凌河瘦得像条死蛇，河床结满了龟裂的泥痂；农民那火烧火燎的心情也像这燥热的空气一样，似乎划根火柴就会点燃似的。
俗话说“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可今天已经是农历五月十一了，怎么还不见一点儿下雨的迹象呢？县委关于充分做好抗旱准备的文件早在半个多月以前就下发了。公社干部们都下到基层生产队，带领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宁肯“剥一层皮”、“掉几斤肉”也要努力实现年初制定的粮食亩产“上纲要、跨黄河”的奋斗目标。
这些日子，各大、小队的男女老少可真的被动员起来了，连学校里三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都停课参加了抗旱。各生产队都在社员们吃水的那口井里下了抽水泵，结果，原来清凉的井水经这么一抽也剩下不多了，而且变得又黄又浑，社员们做饭用的水，都自然而然地带着一股水泵上的柴油味儿。尽管已经全民动员，但仅靠村里这几眼井怎能满足干渴的大地呀！人们盼着老天爷开恩，因为要彻底解除旱情毕竟还要靠苍天的雨露啊！
农历五月十二那天，上午还是艳阳高照，想不到刚一过晌，铅灰色的乌云便不知不觉地从东山后面向西铺过来了，渐渐地遮住了刚刚还在灼人的太阳，大地变得昏暗起来，接着就起风了。风越刮越猛，不一会儿狂风就卷着沙尘和碎柴烂草，把天地搅得一片混沌——老天真要开恩了。
不大工夫，就见一道电光闪过，随后就是一声炸响，接着，云层里连续滚过一串闷雷之后，就见豆大的雨点子从空中噼噼啪啪地朝地面砸了下来，紧接着就是一阵迅猛的倾盆大雨，让人们来不及避闪。
正在大田里抗旱的社员们急忙扛起锄头、拎起扁担和水桶，顶着突然降临的大雨踉踉跄跄地往屯子里跑，尽管他们浑身上下早已经被雨水浇透了，可是人们的心里都庆幸着这场大雨的到来。
刚才，在平泉小学校那几间破旧简陋的教室里，翟淑请老师还领着二年级的孩子们有节奏地齐诵毛主席语录呢，然而这突然到来的大雨，竟让她跟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朝窗外望去。只见看屋的张大爷披着一块塑料布，一步一滑地走到操场中央，用那跟小铁棍儿敲响了下课的钟声。
办公室里几个老师正站在窗前，喜滋滋地看着这场总算是盼来的大雨。这时只见翟淑清老师乐颠颠地顶着大雨朝办公室跑来。她刚一迈进门槛儿就兴奋地喊着：“哎呀妈呀，这老天爷呀，可算是开恩了，这场雨可比学毛主席语录都解渴呀！”
这几位老师听了这话都不由得心里一惊——这翟老师可真敢“搂”啊！如今是个啥气候儿？就不怕……
半小时以后，暴雨变成了绵绵细雨。农民们都说，好啊，先下“牛毛”没大雨，后下“牛毛”不晴天哪，就这么慢慢儿地下吧，下它一宿才好呢!
一个星期之后的某一天，几个红卫兵来到了学校。他们先找校长了解了一下翟老师的平时表现，然后就来到翟老师上课的那间教室，推开房门气势汹汹地把她喊了出来。孩子们惊恐地瞪着眼睛，不知发生了啥事情。
老师们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当天晚上，翟老师就跟其它几个“四类分子”一块儿被推到了批判大会的主席台上。
翟老师本来就是个民办教师，这么一来，不仅打了“饭碗儿”，而且还一病不起，可红卫兵仍不饶恕她，告诉她要随时准备接受批判。
无独有偶，东拉拉屯儿第八生产队的队长王文生也挺“点儿背”。这人是个大老粗，五十来岁，因为成分不错，所以大咧咧的说话从来不加小心。
有一次，他指着林彪挥动语录本儿跟毛主席站在一起向革命群众挥手致意的画像跟别人说“林彪长得太瘦，不富态”。
还有一次，县里的放映队到乡下来放映露天纪录片，他看着林彪手举红宝书跟在毛主席身后的形象，毫不介意地跟大伙说：“你看毛主席长得多魁悟，啊！你再看林彪，长得穷实实的，不象当大官儿的样儿。”
结果没几天，王文生就被揪斗了。被撤销了队长职务不算，每天中午和晚上铲地收工的时候，都得小跑着先回到生产队，自己提前往脖子上挂上一只水桶，然后再老老实实地站到“忠字室”门前，撅着屁股向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直等到社员们回来经过这里的时候，都看见他的确是“请罪”了——大家都受到教育了，这才允许他回家吃饭。每天如此达一个来月方才罢休。
第一生产队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叫王维志，三年前从部队转业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由于他长得人高马大，大伙儿都叫他“王大个儿”。王大个儿性情粗犷，比较豪爽，心里咋想就咋说，说过就拉倒，说完的话往往连他自己也不记得。那时候，农民对来势迅猛的“文化大革命”根本无法理解。今天听说这个当大官儿的是特务，被揪出来了；明天又听说那个什么大干部是叛徒，被打倒了。到底咋回事谁也搞不清楚，他们也从来没想过要搞清楚。天天随着“潮流”虔诚地“三敬、三祝”，除了“敬祝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以外，还要“祝愿伟大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王大个儿因为在部队当了几年兵，跟农民相比，还是比较关心国家大事的，他爱看报纸、爱听广播，也喜欢谈论时事政治。那天下午铲玉米，歇气儿的时候，大伙儿都坐在地头儿上闲聊，他跟几个小伙子讲起中国人造卫星上天的事。说那卫星现在正在天上围着地球绕圈儿呢！富农子弟姚忠听了以后开玩笑地问：“那还能赶上孙悟空一个筋斗能折十万八千里呀！”
王大个儿说：“你他妈真没记性，忘了你是怎么挨斗的了？吃一百个豆儿也不嫌腥！操，要给你上纲上线呀，我说你吃不了得兜着走，你信不信？你他妈也就是在这几个人跟前撩撩骚儿吧，你要是在别处这么说，还有你的好啊？反正我是不能给你汇报，你也别害怕。”
可是没过几天，也是在地里干活歇气儿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王大个儿躺在地头儿仰望着蓝天又发起感慨来：“哎呀，这年头儿啊，可别扯了，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我他妈谁也不相信，我就相信毛主席！”
不知谁在一旁刺激了他一句：“吹牛！你连林彪也不相信？”
向来不服输的王大个儿那扛得住这一激，他连想也没想，就嘴硬地说：“对，连林彪我也不相信，我就相信毛主席！”
可怜这个聪明一世的王大个儿，头几天还告诫别人呢，今儿个轮到自己的时候却忘了加小心，他这句话恰好让民兵排长听见了。
“这小子不是公开反对副统帅、孤立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连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他都不相信，这跟反对毛主席有啥区别？”
果然几天之后，在造反团召开的批斗大会上，王大个儿的“反动言论”被揭发了，因为性质严重还在公社和县里都立了案，并且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
在此后的日子里，王大个儿不但每天晚上都轮流到八个生产队去接受批判，而且白天还要跟“四类分子”们一块儿给大队干“义务工”。本大队批斗完了，还要作为阶级敌人的“典型代表”，被其他大队造反组织拉去做活靶子批斗。结果，别人以前给他介绍的对象也吹了，连本队的社员也不敢给他再介绍了。直到“文革”后期给他平反以后，三十出头的他也没成上个家。
那个叫姚忠的小伙子不仅干庄稼活是数一数二的一把好手，而且头脑也聪明，就因为是“富农子弟”，所以在生产队里连受“表扬”这样简单的好事，也向来不会沾他的边儿，这种身份的人平时说话自然也低人一等。
那次队里的几个“根红苗正”的小青年刚从公社参加“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回来，第二天正利用中午时间兴致勃勃地布置着生产队的“政治文化室”。他们一个个说说笑笑地在生产队的那间老屋里忙乎着——糊棚、粉刷墙壁、喷刷“忠”字块儿、张贴毛主席语录……
姚忠这样的年轻人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活动的。此时正准备下地干活的他无意识地发现天棚上的一张报纸贴歪了，就顺口提醒了那小伙子一句。想不到站在桌子上糊棚的那个“积极分子”一听炸了，居高临下地冲着姚忠喊了起来：“哪儿歪了？哪儿歪了？哪儿有你说话的权利！自个儿啥成分不知道？咬草根儿上一边儿眯会儿得了，操！”
年轻气盛的姚忠在一大帮“积极分子”面前造了个大红脸。心想自己的“多嘴”并无恶意。他实在受不了，就戗着那个积极分子回了一句：“有啥了不起的？操！不就是上公社吃了两个馒头嘛！”
“操！吃馒头咋地，你想吃还吃不着呢，有能耐你也吃去呀！”
三天后，造反团就把姚忠揪到大队去批斗了。罪名是“攻击革命青年”、“打击积极分子”。造反团让他跪地上，几个骨干分子用皮带在他头上任意抽打，皮带的“五眼儿”上缠满了一撮撮的头发，姚忠的头皮变得血糊糊的，两只眼也被抽得紫青，肿起老高，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熊猫。
从那天起，他每天中午都要背上一面大鼓，被红卫兵押着到各个生产队去向贫下中农“请罪”。后来日子长了，红卫兵也跟着他走腻了，就每天让他自己去，请罪以后，要拿着经过队长盖过章的“小票”儿回来，以此证明他是真的到那个生产队去请过罪了。
那年春节前夕，东拉拉屯儿一个出身富农成分的农民在城里买了张毛主席像，回到家里没等贴上就被冲进来的红卫兵抢走了，临走时他们鄙视地吐了口唾沫说：“就冲你们这种人家还配挂毛主席像？也不照镜子瞅瞅！”
凑巧的是，也在那几天前后，西拉拉屯儿第二生产队一个姓朱的富农子弟在县里买了两个塑料的毛主席半身坐像，打算自己家摆一个，再给老爹家里送一个。由于没有背兜装，就找了根麻绳一栓挎在脖子上，骑着自行车往家走。结果不知被谁看见了，第二天就被人叫到大队革委会，九十度大猫腰向毛主席像低头认罪。还深挖阶级根源，把他七十岁的老爹也连推带拽地押到大队，逼他们承认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