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蔡武装”
（一）
一九六六年的盛夏，如火的骄阳烘烤着大地。晌午，从地里干活儿回来的社员们一撂下饭碗就躺到炕上睡过去了，只有女人们还屋里屋外地忙乎着洗刷碗筷和喂猪、喂鸭那些事情。村子里连个人影儿都没有，只是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几声公鸡的鸣唱，划破了几乎凝固的空气。
村外西北地里那一大片麦田金黄金黄的，饱满的大穗子顶着长长的麦芒直竖着，一个挨一个，挤得密密实实，在微风里摇动着沙沙作响。麦地深处，蝈蝈悦耳的鸣叫声此起彼伏，越是到火辣辣地晌午它们叫得越欢实。
社员们每天出工、收工都从这里经过，他们望着这片丰收的小麦，心里头盘算着，就是按最底标准估算，去了交公粮、留种子的，每人分七十斤麦子是不成问题的，差不多也赶上了城里人每个月五斤面粉的标准了。一个个心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只等着队长一声令下就动手割麦子了。
可是不知怎地，这两天老队长“蔡武装”总是拧着眉头闷闷不乐。大伙儿知道他是个经验丰富而又有主意的庄稼人，麦子改割的时候他自会发话。可是农民们凭着经验，觉得这麦子动得手了，怎么老队长这儿还没动静呢？
原来，在前天的“三级干部”会上，公社已经给生产队长下达了统一部署。等小麦都进入成熟期以后，公社首先要召开一次大规模的誓师动员大会，然后统一开镰大战三天，等到小麦全部上场以后，再把公社唯一的那台“东方红”拖拉机和县里刚刚拨下来的那架脱粒机派下去，到各生产队轮流脱粒，也好让社员们开开眼界，见识见识这农业机械化的厉害。
其实早在头十天，公社的汤书记就在电话会议上宣布过：“麦收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要一切行动听指挥，全公社要统一动员、统一开镰、统一送粮、统一向县里报捷。如果哪个生产队破坏了公社的“四个统一”，那么哪个生产队的队长就要承担政治责任……”。
我们生产队今年头一回给麦子施了化肥，想不到长势这么好，而且提前进入了成熟期。老队长几天来始终想不通，麦子该割了，为什么还要等着开什么动员会？他的头疼病又犯了，这是他年轻时在抗联里落下的毛病。他头部受过一次伤，至今还残留着一块弹片，平时没什么感觉，可是一着急上火就非犯这头疼病不可。
这天晌午，他一撂下饭碗就心长草似的来到了生产队那个三间老屋里，习惯地坐在炕沿上闷着头抽起烟来。突然，挂在那根榆木柱脚上的广播喇叭嘁哩喀喳地响了一阵子，接着就传出了公社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部长那拉着长腔儿的声音：
“——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今天晚上七点半，集中全体社员，收听公社党委关于麦收工作的‘四统一’部署……”
老队长不等拖着长腔儿的李部长把话讲完，就掐灭了剩下的那半截儿旱烟，往墙角儿的地上一扔，干咳了一声，就习惯地背起双手，满脸怒气地朝着屯子当腰儿靠近公路的大队办公室走去。
（二）
老队长姓蔡，是村上土改时的老党员。没念过书。打土豪、分田地以后，他在识字班学了几天，后来当上了管理区的武装委员，吃上了官粮，有了“铁饭碗儿”，人们都叫他“蔡武装”。
搞合作化那阵子，在入社问题上一些农民怕搞不好挨饿，顾虑重重；“蔡武装”也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服那些人，急得他嘴上都起了泡。后来他才知道是有人在攀着自己呢。一个叫“李二转子”的背地里就说：“敢情他在管理区端铁饭碗儿了，打不打粮食都有他吃的，可咱们呢？”
蔡武装一气之下，到管理区以没文化为由辞去了武装委员的职务，三天以后他又回到村里来了。在重新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他把狗皮帽子往土炕上一摔，“扯他妈别的没用，我就照直跟你们说了吧，我的公职不干了，‘官粮’不吃了，本来咱就是大老粗，从今往后咱大伙儿都一样了，你们都掏心窝子说吧，这合作社咱到底是办还是不办？
人们吃惊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正纳闷儿呢，突然炕梢儿有人喊了一句“这合作化，上级有政策，咱谁也不敢说不办。可你刚才说的可是实话？”
“我老蔡长这么大还没说过一句假话呢！”
“这么说是真的？好样的！”说这话的正是“李二转子”。
“就冲你这党员，咱服气！往后俺们就听你的了，谁他妈再说熊话不是他娘养的！”
结果，当天晚上大部分农民都登了记，第二天上午，全村二百多户农民很快都入了社。
合作社搞起来以后，蔡武装没白天没黑天地领着社员们一块儿干。开起了豆腐坊，又盖起了粉坊，冬天还派社员上山采摘，割苕条，组织岁数大的弱劳力编土篮子、编炕席，农闲时期还把生产队的马车派出去进城拉脚。到了年底，他领导的这个社几乎家家都丰衣足食，社里还添置了几件新农具，各家都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喜庆的丰收年。
成立人民公社以后，他当上了大队长。
一次公社召开“定指标、放卫星、掀高潮”大会，不少大队干部都放出了亩产千斤的“卫星”，这可把他气急了，脸红脖子粗地与人家争辩，还骂人家是“吹牛皮”、“扯犊子”。结果遭到了公社领导的批评，戴了半年多“思想右倾”的帽子。可是他就是不听那个邪，也不管什么右倾不右顷的，就是一个心眼儿，憋足了劲儿领着社员把自己那个大队搞得红红火火。到年终分配时，社员们口粮分配在全公社最多，劳动日值也最高。
公社想把这个冒尖儿的大队当成先进典型报到县里，可又一想，大队长老蔡还戴着“右倾”的帽子，当典型报上去不大合适。然而消息不胫而走，这个冒尖儿的大队受到了县里的关注，并且给公社打来电话，说要派干部到拉拉屯儿来总结经验，要求公社党委配合。
不总结便罢，这一总结倒坏了，县里的干部发现，蔡武装并没有原原本本地落实县委“以粮为纲”的指示，搞的全都是编框编篓、进城拉脚等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什么“定额包干”那一套。“蔡武装”这下子可倒了霉了，虽然粮食产量和社员收入上去了，可是自己却成了“抓住资本主义尾巴不放”的反面典型。
工作组批评他“只知道低头拉车，不懂得抬头看路”；批评他“把社会主义的马跑瘦了，把社会主义的路跑偏了”；是“既得利益者”、“狭隘的农民意识”，并且给公社党委留下意见，让老蔡做深刻检查。临走时还再三提醒他今后要牢牢记住：我们“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要资本主义的苗”。公社汤书记也一再检讨，说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才出现了“灯下黑”，表示一定以此为教训，以老蔡为反面教材，对全公社大、小队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思想路线教育。
公社领导的面子让蔡武装给丢尽了。于是，公社党委很快就宣布让他停职反省，听候处理。接着，公社又派一名副书记来到大队，重新调整领导班子。考虑蔡武装在群众中的威信，最后给了他个降职处分。从那以后，“蔡武装”就成了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我们几个知青被分配到生产队以后，他自然就成了我们的第一个上级。
我们还记得第一次听蔡武装讲话的情景，那是他在研究春耕生产的社员会上的开场白。
“今儿个开会没别的事儿，昨个儿队委会商量了，说让社员大伙儿再合计合计，看看来年春天咱们一队的这个产哪，怎么生，啊——”
没等老队长的话说完，我们几个知青都不约而同“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幸亏当时都一下子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才没让老队长下不来台。至今想来还让我们感到对不住老队长呢！
（三）
蔡武装的老伴儿也出生在穷苦人家，三十多岁俩人才有了儿子。
儿子“大壮子”十一岁那年在村上念三年级。这小子挺淘气。有一次他跟同学打闹，由于用力过猛，把裤裆抻开了，肉露在了外面，同学们在操场上“丢手绢”，他怕出丑，只好靠在墙根儿看热闹，，一动也不敢动。
还有一次，在学校里跟同学摔跤挣断了裤腰带，不能上学了，他妈到供销社去买，一打听要七毛钱，没舍得买。回来就跟队上的保管员要了一缕麻，回家搓了一根麻绳让儿子扎在裤腰上。第二天被他爹看见了一顿追问，老伴不敢不实说，结果，被蔡武装一把拽过来猛地一搡，老伴的脑袋咣当一声撞到了墙上，还鼓了个大包。“蔡武装”指着她娘儿俩狠狠地骂道：“往后你们再敢动生产队一根草棍儿，我就剁了你们！”
蔡武装刚回到生产队当队长不久，就听有的社员在背地里议论，说队里的帐目是糊涂账。当会计的管帐又管钱，进多少支多少谁也不知道。
大伙反映的会计叫王彬，是蔡武装的叔伯外甥，小学六年文化。“蔡武装”不声不响地请来了大队会计，说要帮助王彬理理帐目。结果发现王彬这小子占用了生产队七百多元现金。王彬两口子上舅舅家求情，蔡武装让他打了个欠条，年底一次扣清。在晚上的社员会上，还毫不客气地宣布免去王彬的会计职务，由社员大会另选他人；同时又选了一名不脱产的出纳员，这下子外甥可就记了他的仇。
当年开春儿，上头拨下来数量不多的化肥，科技推广站的人说，这东西一袋子能顶一百车大粪，别的生产队长都不敢相信，咋说也不要。可蔡武装却专程到县里去找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细心听人家讲解这种神奇肥料的化学原理。回来后，我们知青也向他介绍了化肥在国内外农业生产中提高产量、促进早熟的实例。于是他一下子就把拨给全大队的化肥全包下来了。大队长不同意，最后只分给了他一半儿，另一半儿硬是半动员半强迫地摊派给了其它生产队。
王彬在一旁看了，冷嘲热讽地说他舅舅是“大老粗戴眼镜，硬充文化人儿”，还煽动一些老农说：“你们上岁数人谁不知道？庄稼是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呀！这玩意儿纯粹扯淡，这不是拿队里的钱赶时髦吗？”
蔡武装听了就当没听见，连理也不理。
天随人愿，今年春上风调雨顺，小麦又施了化肥，所以我们生产队的麦子长得身量高、穗头长、籽粒饱满。这可让其它生产队的社员们羡慕坏了，受教育最深的应该是那几个生产队的队长。他们把化肥拉回去以后，根本就没有用到地里，有的拉到了地头儿挖个坑埋上了；有的一直堆放在仓库里……事实让他们承认了化肥的效力，也见识了“蔡武装”的胆识，虽然都是大老粗，可大老粗跟大老粗还不一样呢！
（四）
蔡武装迈着急急的步子，朝大队办公室走去，我怕他的火暴脾气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到那时也好和和稀泥，劝劝他们，于是就紧紧地跟在他不远的后面。
蔡武装一跨进门槛，就开门见山地冲着胡干事喊了起来。
胡干事是公社派来的蹲点干部，目的就是要监督贯彻公社关于麦收工作的“四统一”指示精神。他是前年县里派到基层公社锻炼的年轻干部，年龄比我们知青大不了几岁，在县里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后来就参加了工作。这次是他主动要求到我们这个有哈市下乡知青的大队来的，连行李也放在了我们知青的宿舍里。胡干事白镜子脸儿，文质彬彬的，不苟玩笑。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有时还引经据典,特别是马列著作中的精辟论述，他都能运用自如。这让我们十分佩服，心想，农村可真是锻炼人才的大熔炉啊！你看人家才工作几年就这个水平了……
“小胡，我今儿个来就想告诉你一声啊，我们一队可不能听你们公社刚才广播的那一套了，俺们今儿个下晌就动刀了，你不信就上俺们地里看看去，我们队的麦子昨天就该割了，为啥非要等到开动员会以后一块动手呢？说实在的，社员们一个个都急得火上房了，可你们公社刚才还在广播喇叭里喊什么‘四统一’呢！我问问你们，要是再拖两天，摊上了大雨，我们的麦子烂在地里头，你们哪个敢负这个责？”
蔡武装连珠炮似地发了一顿火，给胡干事来了个“突然袭击”。
胡干事却很冷静，他先点上一只烟，又礼节性地让了让蔡武装，便和气地说：“别发火嘛老队长，麦子熟了也不差这两天，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做好社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誓师大会就是为了统一思想。‘四个第一’当中有一条不就是思想工作第一嘛，你没忘吧？做好了人的思想工作，一个人能顶几个人干活，四、五天的活计两、三天就能拿下来，这个政治帐你可要会算哪！再说了，‘四统一’这可是公社党委的决定啊……”说完，胡干事深深地吸了口烟，长久地用沉默显示着一个公社干部所具有的政治内涵，同时流露出一种不易被人察觉的不屑一顾的神情。
别看蔡武装没啥文化，凭着自己质朴的感觉，他仿佛在胡干事的脸上，从他的眼神里，读出了这样一句话：你这个没有政治头脑的大老粗，就知道蛮干！
蔡武装忍受不了这种目光。他愤怒了，大声指责胡干事“官儿不大，僚可不小”，就会拿公社的决定吓唬人，还说胡干事年纪轻轻的应该勤上地里去走走，不该不顾实际情况，一个劲儿地迎合上级领导……
这下子可把胡干事惹翻了。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他发火时的样子。他把放在桌子上装着半碗水的饭碗端起来，又猛地往桌子上一砸，水洒了一桌子。然后他朝前紧走几步，猛地停在蔡武装面前，伸出右手，用一个指头比划着蔡武装的鼻子说：“好啊，过去我只是听说，今天可让我见识了，果然是一棵大毒草，你竟敢公开对抗上级党委的决定！”
蔡武装毫无惧色地答道：“你甭瞎唬，大帽子我见得多了，对抗不对抗就看你们办的事儿让咱庄稼人服气啦！你他妈乐意咋地就咋地，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剌，我姓蔡的不在乎！”说完扭头就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大队办公室。
我听着他们的争吵无法插嘴，说实在的，我心里也不知道他们谁是谁非。一个是我们知青佩服的年轻公社干部，一个是经验丰富实话实说的老队长，我显得十分尴尬。心想我来了也没起啥作用，还不如不来了。
蔡武装迈出门槛儿以后，胡干事也紧追几步，指着他的脊梁骨说：“好，老蔡，这是你说的，我现在就代表公社党委撤销你的生产队长。”
“为啥呀？”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
“我是代表公社下来的，有这个权力，不用问为啥。”
胡干事一句话就把我撞了回来。说完他就抓起那个摇把式电话机，向公社党委紧急汇报了这里刚刚发生过的这场“政治事件”。我断续地听出电话那边传出的声音：“……无政府主义抬头，……典型。”
（五）
从蔡武装被撤职的那天开始，生产队的工作就全落在了我这个刚刚上任一年的“政治队长”身上了。我失去了靠山，心里立刻没了主意。
下午，好几个社员当面质问我：“咋搞的？老蔡犯啥错误给撤了？”
“胡干事咋说的？为什么不让咱们动刀啊？”
我不知如何回答。老队长为什么被撤职，是因为顶撞上级目无领导？还是因为他跟公社的“四统一”唱反调？我的内心矛盾着。我相信蔡武装的经验，也相信社员们的呼声，可就是缺少在上级面前据理力争的勇气。我的心里充满着内疚，心灵深处还隐藏着某种恐惧。因为社员们向来认为我的“文化很高”，还会讲大道理。为什么不跟胡干事辩论呢？我心想，说不定他们会在背地里骂我是胆小鬼呢，说我怕得罪当官儿的。要不，为什么不替蔡武装申辩呢？为什么不反映大伙儿的意见？
这个晚上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好象许多社员都冲着我阴阳怪气儿地说着那些三七嘎牙子话，让我无地自容。
队里的麦子是割呢？还是等着公社开完誓师大会？我的心里真的没了底。弄不好摊上大雨几天不开晴，眼看到手的几万斤麦子真要是扔了的话，我可不敢负这个责任。难道公社的“四统一”真的不符合我们队的实际？党委考虑的是全公社“一盘棋”呀，难道党委还会有错吗？
仗着和胡干事接触较多的关系，我壮着胆子又去向他转告了社员们的一致要求。他不正面回答我，却含蓄地扔给我一句话：“你记住，做任何事情，只要按上级党委的意见办，就不会犯错误。”
我好不容易才下了决心的发问，就被人家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挡了回来。我又像一只驯服的小绵羊，无言以对了。
回到生产队里，我鹦鹉学舌似地向社员们传达了公社的统一部署，也装出一副镇定的神态。惟恐他们一窝蜂地涌进麦地里，让公社党委的统一部署在自己生产队里“砸了锅”。
说心里话，我根本没想取悦什么上级，可是为什么在眼前这件事上，却无法冲破那种无形的禁锢下一次决心呢？
思想斗争的结果，使我终于明白了：统观全局的公社领导头脑中装的是全盘棋，一定是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那个“四统一”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深，说来说去还是个认识问题。我这样在心里自我解释着，也用它来缓解着我内心的矛盾。于是，我又把坚决执行公社党委决定，视为检验自己是否走向成熟的标准，我期待着组织对我的考验。
然而，我期待来的却是连绵好几天的阴雨天气。
二伏的第五天，上午天还是响晴的，不到一小时工夫，太阳便躲进了铅灰色的云层里。翻滚的黑云像一个面目狰狞的怪兽，俯瞰着丰收的麦田，一道闪电过后，就听见低沉的雷鸣在云层里滚动，发出沉闷的声响。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就铺天盖地地向大地砸了下来，半个小时以后村子里已是沟满壕平了。接下来又是一阵龙卷风从西北方向扫过来，此后，便是连绵的细雨时下时停地持续了一天一夜。
“这下子可要完哪！”社员们痛惜地咒骂声随时都往我的耳朵里灌。我慌了，披了一块塑料布，朝着西北方向的麦地里走去。
我呆呆地站在天雨迷蒙的麦地边上，望着头几天还是金光灿灿的麦田，如今在这铅灰色的天地之间，已经变成了一片锈黄色。大地吸足了水分，人一脚踩下去就会陷过脚面，龙卷风经过的地方，麦子已经开始一片片地倒伏了。
我身上披着的那块塑料布，在细雨中紧一阵慢一阵地沙沙做响，光着的双脚已被雨水浸得有些发麻，身上一阵阵打着冷颤，我陷入了怀疑和迷蒙的沉思中。惧怕和自私此时像无数条蛆虫嘶咬着我的心房，我的脑海变得一片空白，丰收的希望一下子变得渺茫起来。
“再不动刀，就彻底完蛋了。”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回过头来才发现蔡武装不知啥时候来到了我的身后，雨水顺着他披的那件破雨衣的帽沿儿直往下滴，他一动不动地僵立着，像一尊铜像。不知为什么，我发现他说话有些气短。
“我看也是，再不割，这麦子就全趴在地里了。”
忽然，老远地传来一阵噪杂的声音。那是一大群人的声音，吵吵嚷嚷地，由远而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生产队里四、五十号男女社员，他们老远地看见蔡武装顶着小雨往麦地里来了，“打头的”苗大楞一声令下，社员们便一个个披着麻袋，拎着镰刀跟着打头的就朝麦地趔趔趄趄地奔过来了。
“就看你的了小伙子，你看这情况该咋办就发话吧！”
我一只手扶着蔡武装，踏着胶泥状的泥泞和深深浅浅的水洼，一步一滑地向社员们迎了过去。
“队长，动手吧！咱甭听公社那套了。”苗大楞抢先喊着，那架势，不管你队长答应不答应，他们也是要动手了。
说话间，大伙儿已经自觉地拉开了距离。挥动着早已磨得飞快的镰刀，不用任何人指挥地干了起来，连那群小孩子也一个个跟在大人们身后拼命地忙活起来了。
男女老少不顾一切地冒着细雨抢收着自己的麦子，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果敢行动。所有社员此时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牺牲精神，谁也不再提平常他们最关心、最看重的工分了，都一股脑儿地投入到小麦的抢收中去了。
在那几天里，伴随我和社员们的只有唏唏呖呖的雨声和时而从遥远天际滚过的雷鸣。
我第一次体验了劳动者在挽回即将毁灭的收获时，是怎样的一种不顾一切……
在我们小麦抢收结束的那天傍晚，一抹斜阳从灰色的天穹那个看不见的洞口里射到了田野上，从缝隙中漏出了蓝色的天幕。云层的裂口像被撕破的面纱，越来越大，天空渐渐晴朗起来。原野上散发出清新的气息，玉米、高粱那宽大的绿叶上，挂满颗颗水珠儿，被夕阳一照，宛如串串银珠在闪闪发光。
经验丰富的农民们估算着，小麦的损失至少在三成。
这天晚上，各家各户墙上挂着的那个落满尘埃的广播喇叭又响了起来：“各大队注意，各大队注意，根据天气情况……公社原定的誓师大会取消了，但是各大队要就地召开动员会。明天——啊，明天，我们全公社要打响麦收工作的第一炮……啊，要男女老幼齐上阵，啊——老至‘白发苍苍’，小至‘开裆裤’，啊——要两头儿带‘灯碗儿’，中间一个‘点儿’，啊——还要具体落实保卫工作，我们越是丰收，阶级敌人越是眼红，啊！要严防阶级敌人破坏……”
拖着病体跟社员们一起抢收了三天小麦的“蔡武装”正躺在自家炕上，听到这里，他挣扎着从被窝里伸出胳膊，一把扯断了那根广播线，又翻过身去在被窝里呻吟起来。
晚上，胡干事回来的时候知青们早已进入了梦乡。然而我却被这几天的事情搅的难以入眠。我闭着眼睛，琢磨着这次抢收小麦前前后后发生的一连串让人费解的事情。
“你还没有睡着呢？”胡干事小声问我，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屋子里很静，除了炕梢儿那几个知青高一阵低一阵的鼾声以外，就是老鼠在棚上嘎吱嘎吱地嗑着檩条的声音。
他有些尴尬，翻过身去。
“你们怨恨我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换成你在我的位置上，恐怕也得这么做，你们应当理解我的难处。”
黑夜中，他推心置腹地对我说着，是一种希望体谅的语气。
“也许你们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到地里多走走看看，就不能有这么大的损失了。”我闭着眼睛躺在被窝里向他说道。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却又问起他来：“你打算什么时候给蔡武装恢复名誉呢？”
“明天请示一下党委再说吧。”他用平和的语气回答着。
“我们队的具体情况你向公社反映了吗？事实证明自己错了，为什么不敢在党委面前承担责任呢？这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吗？”我在心里不平地想着。
（六）
外面，稀稀落落的雨点儿又开始敲击我们的窗户，天又下起雨来。突然，宿舍门外响起来一阵急促的敲们声，紧接着就听见一个孩子在哭泣中喊着“王大哥——王大哥，呜……”
是喊我？我噌地一下子跳到了地上，连鞋也没顾上穿，三步两步地跨到饭桌前，伸手去摸火柴，要点起挂在墙上的那盏马灯。这时知青“小猫”和齐庆大也被惊醒了，小猫从枕边摸出手电筒就向我照来，说：“快，拿我的手电！”
我顺着光路从他手里接过了手电筒，又蹬上鞋，急急地来到外屋厨房门口。我用手电筒隔着玻璃向外一照，啊！原来是大壮。我赶紧推开房门，惊愕地问；“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大壮这孩子浑身已经湿透，泪水、雨水，在他的脸上流淌，他两手擦着眼睛哭泣着，断断续续地说；“我爹病大发了——快要死了……”说着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急忙穿好衣服，叫上了几个男知青，一块儿朝蔡武装家里跑去。
蔡武装昏迷不醒地躺在炕上，呼吸微弱。怪不得孩子以为他要死了呢。我伸手摸了下他的头，滚烫滚烫的，细听还能听见他的牙在打颤。
“是重感冒？”我急切地问。
“谁知道啊？头几天他就脑瓜子疼，也没当回事儿，割完麦子就倒下了。”蔡武装的老伴儿站在一边儿抹着眼泪喃喃地说。
我这时才忽然想起来，那天在麦地头儿上他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气短；在抢收麦子那几天里，向来干活“干净利索快”的老队长为什么看起来竟有些吃力，原来那时候他就已经病了。
我预感到蔡武装病情的严重，决定马上送公社卫生院。可是连日的阴雨，乡村的土路一踩老深，怕是什么车也出不了屯子了。我跟齐庆大、小猫交代了一下，就跨出房门直奔生产队的马棚，牵出了那匹“铁力青”。
这马像是懂得人意似的，一出屯子到了沙石路上就一路小跑起来。大道两旁那奇形怪状的老榆树，在雨夜里魔鬼似的唰唰地向后倒去。经过“北大沟”的时候，我紧张得几乎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因为既使是白天，这里也常常有野狼出没。我用两腿狠狠地夹住马肚子，不时地在马肚子上踢几下，它嘶叫着狂奔起来，我勒紧缰绳紧俯在马背上，生怕它把我从脊背上颠下来……
值班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医生，看上去比我们知青大不了几岁。
“没有男大夫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问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都下乡去了，今晚我值班，病人呢？”
我自觉话问的有些不妥，于是借着她的问话，简单说了一下老队长的病情。她听了以后二话没说，熟练地整理好医药箱，挎在肩上，从衣挂上取下一件女式风衣，然后快步走到走廊另一端，跟更夫打过招呼，回身一边走一边催我说：“咱们抓紧时间快走吧，最近在好几个村子里都发现了疟疾，你说的病症很像。”说着人早已跨出了门外。
我从木桩上解下缰绳，站在马的一旁。“铁力青”撒欢似地用前蹄在满是泥水的地面上猛刨了几下，溅了她一身泥浆，可她一点也没有理会。
“是你一个人骑马来的？”她问了我一句，迟疑了一下。
“嗯，你能骑马吗？”我反问道。
“行啊，试试看吧，时间不等人啊，快走吧。”
我先上了马，然后让出一只马镫，伸手拉她上来坐在我的身后。
“铁力青”颠颠儿地小跑了起来，我们很快便消失在细雨蒙蒙的夜色里了。
十几里的路程显得比来时还要漫长。我跟女医生由于不熟悉而产生的那种气氛，渐渐被我们的交谈冲淡了。谈话中我才知道，她姓叶，家住在本县城里，三年前从省卫校毕业，分配到县里。是她主动要求到农村基层医院来工作的……
蔡武装患的果然是疟疾，具有传染性。叶医生麻利地给他打了一针，然后系好吊瓶开始输液。她刚一腾出手来，又立即给我们几个守在这里的人一一都注射了疫苗，又把房间各处都消了毒。
叶医生说：“病人应当早点儿送医院去，事到如今已经很危险了。我尽量努力，如果不行明天早晨马上往县医院送。”
在蔡武装家里，叶医生跟我们一起守候了整整一个夜晚。
黎明前夕，蔡武装终于醒过来了。他微微睁开布满皱褶的眼皮，目光呆滞地望着被烟气熏得漆黑的房梁，紫黑的嘴唇干裂着。齐庆大急忙俯下身去用小勺舀着罐头汁儿，一点一点地喂到他嘴里，滋润着他那干哑的咽喉。这瓶罐头是小齐昨天下午从哈尔滨回来时给五保户陈大爷买的，还没腾出空儿送去，这下可用到节骨眼儿上了。蔡武装意识还没有完全恢复，用手使劲撕扯着身上的被子——他又热得无法忍受了。叶医生又给他摸了一阵脉，没说什么。
一夜没合眼的叶医生，这时也坐在北炕上靠着装满玉米的麻袋睡着了。
蔡武装的命是很苦的，父亲早亡，十四岁的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母子俩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一天，母亲把他送到舅妈家里，说自己到邻村讨点粮食去，结果一去不回，吊死在了村口的歪脖子树上。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在东山上抗联里的舅舅摸黑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就带着他上了东山。打那以后，村上人谁也不知道这孩子的下落。
原来，他这个舅舅二十多岁就参加了张甲洲指挥的“东北义勇军骑兵独立师”。一九三二年打下了龙泉镇，后来又攻下了巴彦城。游击队进城以后，到处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派他跟东山骆驼砬子上面以道士身份作掩护的地下党“赵老修”联系，保障游击队的后勤供应工作。这回他把外甥带到山上也参加了抗日队伍，并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蔡东山。
一九四六年冬天，蔡东山终于回来了，他在抗联队伍里已经长成了一个体格魁梧的小伙子。后来他在管理区当上了武装干部，又娶了媳妇；四十四岁时才有了这个儿子。真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壮这小子十来岁就顶大人使唤，跑里跑外全靠他。昨晚要不是他冒雨去找我们，他爹今天的病情还说不定啥样子呢。
（七）
天大亮了，几个知青领着叶医生到知青点去吃早饭了，我在这里盯着。
吃完饭，几个知青回来说：“你快吃饭去吧！叶医生到大队给她们院长打电话报告疫情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在往回走的路上，早已饿过劲儿了的我这时已经不觉饿了。路过大队办公室门前时，我打算把蔡武装病倒的事告诉胡干事。想不到我刚推开外间屋的房门，就听见从屋里传出一个女人和胡干事吵架的声音。
“你根本没有必要这样做，深更半夜的又下着雨，你不来有一百个理由，谁会谴责你？”这是胡干事的声音。
“良心会谴责我。良心！你 懂得良心吗？下雨又怎么样，我尽的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这不是叶医生吗？她怎么和胡干事吵起来了？
“良心！良心会谴责你？你就不怕我谴责你吗？你们两个人深更半夜地骑在一个马背上……”
“你住口！卑鄙，”叶医生急不可奈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你的灵魂这么肮脏！”叶医生扭身一推门要出来，可是被胡干事一把把她搂了过去。
“看看，又急了吧？跟你开个玩笑你也当真？”
“别唬弄人了，拿我当三岁小孩子呢？我为什么早没看透你！”
“行了行了，我还不是怕你被传染上嘛，得了，你以后也别总是良心、良心的了。你我都是党员，难道忘了我们信仰的是马列主义，是……”
“无耻、自私！”叶医生顶撞道：“你简直自私到了没有人性的地步。”
“哎——你看看，脾气又上来了吧？你想想，你要是传染上了那种病我可怎么办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嘛！”胡干事的声音有些干涩了。
叶医生再次止住了眼泪，掏出手帕擦干了脸上的泪迹，冷静地说：“真幸运，你今天终于暴露了自己虚伪的灵魂。对你的评价，过去我只是有所耳闻，可今天我体验到了。今天我明确地告诉你吧，我们不适合在一起生活。”说完头一甩，推开房门冲了出来。
我打消了跟胡干事汇报的念头，心情极不平静地回到了知青点儿。
刚一进屋，就一下子被好几个知青围了起来，他们七嘴八舌地嚷着，像是刚刚跟谁吵过架似的。
小猫儿气呼呼地抢先说到：“你回来的正好，你看胡干事这小子多不是东西，昨晚后半夜我们几个回来，他听说蔡队长得的是疟疾，怕我们传染给他，一大早就把行李搬到大队去了。”
我心里庆幸没有跟他见面。
快吃午饭的时候，大家忽然想起了叶医生。几个女知青四处打听，也没找到她的影子，直到她们饭后回到女宿舍时，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儿，上面写着：
病人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危险，需要安心静养，口服药我已经留下了。明天上午，我再来给他做静点。我真佩服你们这些插队知青，你们崇高的心灵将永远激励我努力工作，我愿做你们的朋友，向你们学习。以后有事尽管找我，不必客气。再见。
你们的大姐姐：叶霞即日
叶医生竟然一个人回到了公社卫生院，带着一夜的疲劳和困倦，又到她战斗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天职去了。
（八）
这年的年底，我们知青没有回市里过年，要在农村过第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从初一到初五，每天上午我们男女知青都参加了村上的化妆秧歌队。从屯子西头儿开始，一个队一个队地一直扭到大东头儿。晚上，知青们还组织了以移风易俗为核心题材的文艺晚会，表演了我们自己编写的快板“晚婚好”、评剧“抛彩礼”以及数来宝、三句半、表演唱等节目，就是没有“二人转”。因为它演的都是“才子佳人”之类，没有工农兵形象，而且两个人在台上还经常出现一些打情骂俏的不文明语言和动作，尽管许多农民很愿意看，但是我们总认为那是属于腐朽的“四旧”之类，所以对它比较排斥。
初一刚过，我们知青点上每天都有各生产队的小青年涌到这里，纷纷邀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他们一个个带着大人的旨意，都有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他（她）们一声哥一声姐地叫着，让我们无法不接受他们父母的好意，因为他们都把能请到知青到自己家做客，当作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所以这几天我们这些知青都无一例外的先后被自己生产队的社员找到家里去吃饭。
初四那天中午，我们才从秧歌队回来，我们生产队就有两家的孩子脚前脚后地来找我们一队的五个知青去吃饭。这可让我们为难了，去谁家不去谁家呢？我们一合计，只好分成两伙，两个女知青跟着妇女队长的女儿去了，我跟小齐、邢大楞三个人跟着大壮上蔡武装家来了。
蔡武装和他的老伴儿从窗户里看见我们进了当院，就赶紧推开房门把我们迎了进去。进屋一看，南炕上早就放好了八仙桌，还摆好了碗筷儿。这时，蔡武装的老伴儿就开始脚不沾地儿地在外屋的锅台前忙乎起来了，不大工夫，两凉六热八个菜就摆满了一桌子。
蔡武装的老伴儿站在屋地中间，笑呵呵地看着我们都盘腿坐在炕上，自己却不肯坐，这是农村的风俗，女人和孩子是不能陪客人一起吃饭的。尽管我们再三请求也无济于事，我们也不好再勉强。
蔡武装一边往小饭碗儿里给我们倒酒，一边说：“过年了，你们都没回家，不容易啊！在这儿就跟在你们自己家一样，别外道。咱屯子没啥好吃的，跟你们城市里过年没法比。来，咱爷儿几个先啁一口！”说着就带头端起了酒碗。
因为在蔡武装家里吃饭已经不是头一次了，所以我们几个也没再客气，不大工夫我们三个知青都喝成了“大红脸”。这时蔡武装的老伴儿又把刚煮好的酸菜馅饺子端上来了，真让我们一个个都有了“家”的感觉。心里涌动着亲情的暖流。
我不习惯在炕上盘腿儿，再加上炕热得烙屁股，所以总是不断地扭动着身子。蔡武装看出来了，就喊让大壮他妈给我搬个小板凳来。我急忙说自己来，就赶紧下炕趿拉着鞋往外屋去，就在我一只脚才迈出门槛儿的时候，大壮他妈慌忙地把我堵在了屋里。她左手拿着小板凳儿，右手一边往屋里推我一边说：“你们喝你们的，快进屋……”还故意用身子挡我的视线。
可是我却看见了她唯恐让我看见的情景——原来，大壮跟他妈刚才正围在锅台边上吃小米饭呢，旁边还放着几棵大葱和一小碗大酱……
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一股酸流堵住了我的咽喉——两眼一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今天还没过“破五”，蔡武装家的伙食就“掉”下来了，可还留着饺子请我们几个来吃，我怎么还能咽得下去啊！
我实在无法再回到酒桌上了。我迟疑了一些，然后灵机一动，索性就从他家的柴禾堆上捞起了蔡武装那件破棉袄往身上一披，假说出去方便一下，推开房门就快步如飞地回到了青年点儿……
一路上我心想，我们几个真是混蛋，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外屋跟他妈两个人吃小米饭，我们还恬不知耻地坐在人家炕上喝酒吃肉呢！还是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呢，有屁知识，狗屁不懂。唉！怎么活来着？
到了知青点儿，我把我们年前准备的苹果、冻梨、还有两盒午餐肉，一股脑儿地装了一书兜，抬手又抓过一挂鞭炮，回头又往蔡武装家里返。
一进当院，我把满满的一书兜好吃的东西裹在蔡武装的棉袄里，推开外屋门就把它放在了柴禾堆上，然后就举着那挂鞭说：“大壮子，走，咱俩上外头放挂鞭去！”
大壮惊喜地望着那挂鞭，乐得一蹦老高，扔下饭碗就跟我跑到当院去了。听着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我眼里又浸满了泪花。心想，大壮这孩子长这么大，说不定还没放过这么长的一挂鞭呢！
我回到屋里，蔡武装跟那两个“大红脸”正唠得火热，邢大楞说我逃酒，出去这大半天才回来，要罚我。我没说什么，心想，你们这两个“傻狍子”也跟我一样，都是混蛋！等着罚你们自己吧。
吃完饭要往回走的时候，小齐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进大壮的口袋里。我和大楞也急忙照此效仿。一阵争吵撕扯之后，我说：“大婶，你就用这几块压岁钱给大壮买条新腰带、换个新书包吧！”
蔡武装两口子感动得不知说啥才好。
接着我又跟蔡武装说：“蔡大叔，听说你为了一根麻绳还动过家庭暴力，你该向大婶道歉哪！你们这么亏待孩子，我们听说了心里也不好受哇！这几块钱不多，就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吧……”
在回知青点儿的路上，我跟小齐、邢大楞讲述了我看到的情形。他们俩听了一下子也“傻了”，一路上.默默不语。他们在想什么？肯定跟我想的也是一样的。
第二年秋末，蔡武装因急性脑炎不幸去世，时年五十四岁。为他送葬的是一支百十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屯西头出来，一直到位于三节地的坟茔。据说这种场面在拉拉屯儿还是头一回呢。
每当人们想起蔡武装时，都猜测他的死跟他头部残存的那块弹片不无关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