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似亲人
革命风浪对每一个知青都有着极大吸引力，我们需要到大风大浪中去体验，我们需要到阶级斗争的风雨里去摔打、去锤炼……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被文化大革命的炽热烈火燃烧的每个知青，都把参加阶级斗争当作自己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在知青点儿做饭尽管是轮班儿，这时已经没人愿意放弃参加火热的阶级斗争而在厨房的锅台边儿上转了。我们终于跟大队提出了请求，给我们派来了一个专门做饭的老师傅——苗大爷。
苗大爷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贫农，背驼得很厉害，但身体还算结实。他的名字，连村里岁数大的人们都说不清楚，因为这个老人脾气倔，家里又穷，一辈子没娶上媳妇，所以不知啥时候就有了“苗二冤”这么个绰号，而且整个拉拉屯儿的老老少少都这样称呼他。
生产队吃大食堂的时候，苗大爷就在食堂给大伙儿做饭；人民公社化以后，公社常有蹲点干部下乡，他就在大队给下乡干部做饭；后来下乡干部改成在各家“派饭”了，苗大爷就给大队看屋去了。我们刚下乡来那天的头一顿大黄米饭、猪肉炖粉条儿就是苗大爷给我们做的。那时候大队领导就打算让苗大爷留下来常年给我们知青做饭，可是被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提出不能让别人伺候，自己吃现成的。所以大队才取消了原来的安排，结果如今我们到底还是把苗大爷请回来了。
从那天开始，苗大爷就跟我们知青吃住在一起了。我们这才发现，苗大爷睡觉有两个毛病，一是夜里他总是要做起来不声不响地抽一袋烟，然后再躺下接着睡；二是他经常在睡梦里唱“二人转”,醒来以后他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一开始我们都很好奇，每当他“夜唱”的时候，我们几个被唱醒的同学就都憋不住在被窝里“嘿嘿嘿”的直乐。后来习惯了也就不以为然了。
我们都像对待自己的老人一样对待这位孤独的老人。逢年过节或者哪个知青从哈尔滨回来，总要给他老人家买些好吃的东西；男知青起码忘不了带回两瓶“老白干儿”来，让苗大爷乐乐呵呵地喝上两盅；平时老人如果有个头痛脑热的，我们一个个都跑东跑西地去给苗大爷请大夫、抓药。苗大爷也把我们当成了他自己的儿女，夜班打场的时候，总是及时叫醒我们，还事先把饭菜放在锅里热着，让我们吃得热热乎乎的再到生产队的场院去干活。
不少社员都说，别看这个“二冤”一辈子没儿没女，人家命更不错，你看这帮知青对待他比亲儿女还强呢！
大忙的时候，不少社员看我们从地里回来还要走挺远才能回到知青点儿，吃完饭歇不了多大工夫又该下地了。于是晌午收工回来的时侯，不少社员都拽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吃晌午饭。这时候，他们总要给我们煮上几个平时连他们家人都舍不得吃的咸鸭蛋，再端上几碟儿小咸菜，然后在他们房前屋后的菜园子里薅上一把小葱、生菜，再摘几根顶花带刺儿、挂着露珠儿的小黄瓜……有时候他们还特意为我们蒸一大锅一年当中连他们自己也吃不上几顿的粘豆包。
在一个寒冷的深夜，睡梦中的女知青们突然被一阵嘭嘭的敲门声惊醒。原来是第四生产队的社员张昌平的老婆病了，烧得挺厉害，张昌平深更半夜的特意来找知青义务卫生员来了。李亚兰、刘淑兰听了以后就一骨碌从被窝里爬起来，背起药箱就来到了老张家。一进屋就见张大嫂浑身直打寒战，一量体温三十九度还多。知青作为农村义务卫生员，一般小来小去的还行，真要说治病还真没那两下子。可是现在半夜三更的，离龙泉镇卫生院十多里地，怎么办？她俩一商量，还是先救急要紧！她们很快镇静下来，决定先给她打一针退热，然后又给她喝下一碗姜汤。她俩还不放心，害怕再出现什么反应，于是一直在病人身边观察守候到天亮。结果病人出了一身热汗以后，体温开始有所下降。原打算等天亮以后送镇卫生院，这回也不用去了。从那以后，找她们救急的社员越来越多了，她们仿佛真的成了“小医生”了。
现在想来，没有“行医资格证”就给人家病人简单的下药，这不但是违法的，而且还跟着很大的危险！可是那时候我们只有热情，其它一概不知。
双城知青点儿所在的仁义五队，有个袁大娘已经在炕上瘫痪了好几年了，马桂兰、单光复、马哮哆等几个女知青经常到她家里为老人家梳头，拆洗被褥，收拾屋子，感动得她们老两口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老贫农潘义发老大爷，自从老伴儿去世以后，三年来没有拆洗过棉衣、棉裤和被褥，扔下两个女儿，一个八岁，叫“大丫”，一个六岁，叫“二丫”。数九隆冬，俩孩子的小棉袄里的棉絮差不多都掉光了，趿拉一双大人的破夹鞋，脚后跟冻得像西红柿似的。不会当“妈”的爸爸每天只会天天给孩子煮苞米碴子粥喝，上顿吃了下顿吃。女知青李聆辉和刘瑞香一商量，就主动到他家里去给孩子拆洗棉衣，还用自己的布票和棉花票帮助他家更换了新的被套和褥面儿。
快过年了，在知青“点儿长”马桂兰带动下，知青们凑了一点钱，给两个孩子买了几尺花布，亲自动手给她俩一人做了一套新衣服，还给她们洗澡、梳头、扎小辫儿，把孩子打扮的像两朵花儿似的。潘大爷回来一看，变了样的孩子几乎让他认不出来了，接着满眼的眼泪就唰唰地掉了下来……
夏青富大叔是单身一个人生活。一次得了重病，家里没人照顾，男知青卢秀坤、李建秀就把行李从知青点儿搬到他家里，起早贪晚地照顾他的饮食不说，还用自己的钱去给他找老中医开方子抓药、熬药，还用自学的那一点儿简单的医学常识给他扎针、按摩。
贫农刘一品的儿子不幸腿摔折了，需要到哈尔滨住院治疗，可是家里又没有钱，在市里又没亲戚。知青荀景光知道了，就让老人爷儿俩跟自己一起吃住在哈市自己的父母家里，前后共住了二十多天，照顾他们如照顾自己的家人一样。
同样，被知青感化的农民，平日也像对待儿女一样对待我们知青。在地里干活时他们把着手教我们，怎样拿刀，怎样迈步，怎样打要儿，怎样点种，怎样施肥……
一次春节，知青们先后都回家过年去了。留守的知青“点儿长”马桂兰突然病了，高烧不退。付大娘知道以后，好说歹说才把马桂兰接到自己家中，还找来赤脚医生为她打针、抓药、熬姜汤，付大娘还从别人家里借来了几斤白面，给她擀面条，卧鸡蛋，亲自端到她身边，付大娘如此悉心照顾了她十多天……
那时候，冬天社员家家全靠一只火盆取暖，不少社员家孩子的小手小脚都冻坏了，知青们就背着小药箱挨家去给孩子们抹冻疮膏，换纱布；给常年烂眼边的“五保户”老人送去眼药水；给因为卫生不好身上经常长“疖子”的社员擦洗、换药……我们知青每次从哈尔滨回来，总忘不了给一些生活特别困难、身边又无人照料的“五保户”老人带回几斤挂面和水果罐头之类的东西。
这一年，我们这几个知青点儿共有二十多位知青光荣地成为黑龙江省青年积极分子，并先后出席了哈尔滨市和黑龙江省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受到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省委书记欧阳钦以及省长李范五的亲切接见。在哈尔滨友谊宫召开的知青代表大会上，市委候补书记石青、副市长胡传经等领导出席了大会。胡市长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劳动化、革命化的道路胜利前进》的报告。知青代表们个个心潮澎拜，领导讲话中对知青的鼓舞和希望，连同舞台两侧“立大志，永当革命派；吃大苦，建设新农村”的巨大条幅，都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代表的心里。成为以后我们战胜各种困难的巨大力量。
这年年底，我也被大队党支部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我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诞生感到无限光荣和自豪，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一天——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似乎一片光明的前途在我眼前伸展，直到共产主义的远方，这一年我二十周岁。
那两年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许多到农村插队的典范。王培珍、吕玉兰、张韧等典型人物的事迹不断见诸报刊杂志。每当看到这些，我们都会受到莫大的鼓舞，心里涌动着一股无形的力量。特别是想起一九**年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生日那天，他老人家把董加耕、邢燕子以及其它战线上的先进人物邀到家中作客，还谈笑风生，不时地给坐在他身边的董加耕夹菜，询问他在农村劳动的情形，勉励董加耕好好干，要做一个新式农民……这些情景平时经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知青的心里都充满了无穷的力量。从此我们每个知青都有一个梦想：如果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见到毛主席，那该有多好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