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虚荣决裂
东北的农民都有个“猫冬儿”的习惯。冬季里生产队社员除了刨粪就是往地里送粪，基本没有什么其它活计。为了拉近与贫下中农的距离，我们每天早晨起来就和某些社员一样，背起粪筐在村里拣粪。我们把这看成是培养贫下中农阶级感情的重要一环。有时怕完不成自己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指标，就早早从炕上爬起来。偶尔起的过早，天还没太亮，我们就带上手电筒在村子里那条常年留着两道车辙的土路上晃来晃去……
有几回是我们几个知青一起去拣粪。粪筐装不下了，女知青就解下头上的围巾，把冻得帮硬的马粪蛋子包起来拎着，一直送到生产队的粪堆上。起早拣粪的社员看着我们这种样子，往往老远地站在那里望着我们发笑。因为他们是把拣来的猪牛马粪积攒起来卖给生产队，记成工分，作为劳动收入的一部分。他们不理解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无偿地倒在生产队的大粪堆上。
有一天天刚蒙蒙亮，我们知青和一位每天都起早拣粪的社员“狭路相逢”了——双方竟然同时奔着道边那几个马粪蛋子去了。到了跟前，他看清了我们以后，就转身朝别处走去了，还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两声。显然，他是把那几个粪蛋子让给了我们……
事后，我经常在脑海里琢磨起这件事。在起早拣粪不计报酬这件事上，我们是无可非议地无私奉献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在不经意间损伤了农民的经济利益——由于我们的参与却让他们的收入减少了，我们的奉献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让我产生了一种“损伤社员利益”的感觉。在我们“一心为公”的行为反衬下，社员们起早拣粪似乎变成了某种自私自利的行为而减少了勤劳持家的色彩。
勤劳持家的美德绝不能和自私自利划等号。他们的勤劳没有错，而我们的境界就真的那么高尚吗？如果是那样，我们还要向他们学习什么呢？说不定是我们头脑里某些不光彩的东西和不敢暴露的丑恶心态在作怪呢？
这又让我想起了刚来时，干完了活儿不让会计记工分儿的可笑。我在心里问自己：你能把义务拣粪这件事坚持到多久呢？我不敢回答……
冬天，生产队为了多积肥，打算让积肥员每天起早挨家挨户收尿冰，可是积肥员说啥也不接受这种活儿。于是我和齐庆大又主动把这件事承担下来了，替队长解了围。我俩的举动让社员们大惑不解。他们心里想，这两个大城市来的文化人这是怎么了？是家里困难打算多挣点工分儿？显然不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
真是无独有偶，同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我们的知青点，也发生在跟我们同年下乡到双城水泉公社仁义大队知青点儿。为了给队里多积肥，那年冬天，生产队长学习外地经验回来，决定把各家各户的尿积攒起来，需要找一个人每天早晨到社员家里收尿。开会的时候，队长的话音刚落，坐在炕梢那头儿的一群年轻姑娘就都嘎嘎地笑开了；男社员这边儿也嘁嘁喳喳地嬉笑着，没有一个人愿意干这种活。无奈，最后队长说了一句：“要不就让积肥员干吧。”想不到这下惹脑了平时老实巴交的积肥员，只听他干脆地回了队长一句：“要是把这活儿也让我干，那积肥员我也不干了，你们愿意找谁就找谁去吧……”
就在这时，就听崔晓天代表本队的几个女知青说：“队长，不用研究了，这任务就交给我们吧！”
女知青们的表态立即引起了开会的男女社员的惊异，大家半信半疑地猜想着，这是真的吗？这几个大城市来的姑娘不会是跟大伙儿开玩笑吧？
第二天一大早，这几个女知青就真的挑着尿桶挨门挨户地到各家去收尿了。有的社员起得早，按照昨天晚上社员大会的通知，已经把尿盆子端到了房门外的院子里，女知青们端起来就直接倒进粪桶里挑走了；可是有的人家起得晚，她们就只好敲着门喊：“大娘，开门哪，收尿了……”待人家开门以后，她们就把尿盆子端出来。尿液有时难免沾到手上、溅到身上，但她们一想到这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是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培养无产阶级思想感情最好的实践，就什么都不怕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