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镜猪倌
可能是相信我们这些知青讲究原则又能写会算，“社教”运动后期，上级一下子就在我们大队的六个小队里撤掉了五个会计，全换上了本生产队的知青。知青们也果然不负众望，不仅账目公开，工分上墙，而且一丝不苟，公私分明，坚持原则。
第一生产队新上任的会计叫齐庆大。他上任不久，生产队的财务管理就有了新的变化——账目每月公布一次，社员工分儿每天上墙，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这种空前举措受到了社员们的普遍赞扬。
齐庆大是我高中的校友，下乡后跟我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他平时戴一副深度近视镜，话语不多，表面看来有种知识分子与农民格格不入的味道。可实际上恰恰相反，下乡一年多来，农民们对齐庆大忠厚、耿直与真诚的秉性，是有目共睹的。他办事认真，说话直来直去，有时还让某些暂时不能理解的人难以接受呢。
齐庆大当了会计以后不久，内心总有一种过于轻松的感觉：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完成得很好，苦和累的程度远不如下地干活的农民，于是他心里总是琢磨着再为生产队里干点儿什么。
本来生产队有一个专门喂猪的老陈头儿，这种活儿，论付出的体力跟下地干活的社员没法比，但是喂猪这活很脏，不论阴天下雨，总要给猪一天喂三遍，而且还要垫圈、起圈、上碾子磨饲料、熬猪食，然后再挑到几十米外的大猪圈里，也并不轻巧。所以这是个“赖人干不了，好汉不愿干”的活儿，尤其年轻人更不愿意把自己栓在生产队当院成天跟一群“大耳朵”打交道。从报酬上看，饲养员挣“卯子工”，一天记八分儿，不如下地挣得多，而且有时还要听个别社员的“三七嘎牙子”话，所以谁干都干不长
事有凑巧，头几天因为老母猪喂奶压死了俩猪羔儿，个别社员就有说三道四的了，这两天老陈头儿知道了这事儿心里正憋着火儿呢。这不，昨天又有人跟老陈头儿半开玩笑地说：“哎呀，还是你自在啊，不像我们下地撸锄杠的，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儿啊……”
老陈头儿一气之下撂挑子不干了。晚上开社员会的时候就让队长赶快找人，还说今天他给猪喂最后一顿食，从明儿早晨开始，谁愿干谁干。
生产队里这大大小小二十多头猪一日三餐一顿儿也不能断哪！腾队长面对这突然出现的难题，也现出了一脸的无奈。
晚上政治学习结束以后本来该散会了，可是今天还要研究明天谁当猪倌儿的问题。大伙儿呛咕来呛咕去半天也没弄出个头绪来，有的人已经坐不住了。这时坐在炕里的齐庆大就跟滕队长提出来自己要顶这个缺儿。
接着又说：“给生产队喂猪算我尽义务。”
滕队长说：“那可不行，多劳多得嘛；可话说回来了，那套帐就够你整的了，你哪有功夫喂猪啊？”
“这你们就放心吧，我早就想好了。”齐庆大信心十足地说。
“你要真干，那大伙儿这就商量商量。要不明天这帮玩意儿饿的‘狼哇’地没人伺候也不是个事儿。老陈头儿这个“把”拿地可真不轻啊！”
一开始不少社员以为小齐要当义务猪倌纯粹是开玩笑呢，像他这种年轻人儿谁愿意去干那种活儿呀？可是听了齐庆大郑重地表态以后，大伙儿这才七嘴八舌地说，那可不行，人家要真干两份活儿的话，不给两份报酬最低也得给人家算一个半劳力，多劳多得嘛。
这时齐庆大插了一嘴说：“大伙别吵了，你们如果信得过我，这活我就干了，别的事儿你们就别呛呛了……”
第二天齐庆大就接过了猪食扁担，当起了兼职猪倌。
他利用半个月时间把生产队的大猪圈重新整理了一遍，一个人从圈里起出十几车猪粪，又让队里的马车拉了十几车土垫了进去；猪舍里都换上了新麦秸，又给漏雨的猪棚重新苫上了草；熬猪食、拌饲料的小土屋也被他整理的井井有条。会计那点业务他利用晚上睡觉前的那点功夫就做完了。
一个月过去了，卫生防疫站的人通知各队不要“松猪”，等着他们来给猪打预防针。谁知道齐庆大不知啥时候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给猪打针的技术，尤其是见要打针吓得四处乱窜的猪，他竟能一边追一边把药液推进猪的体内，于是他没等防疫站来人，自己就提前给圈里的猪都打完了预防针儿，然后就让小猪倌儿把猪都赶到甸子上去了。
四月初，一头母猪要临产了。齐庆大请来了有经验的农民，在他的指导下，为这头母猪接了产，弄得满手血污；他怕母猪把小猪压死，还特意叫来我们几个知青协助他轮流守着。看着八头洁白的小猪羔儿玉兔般地跑动跳跃，我们一个个也都忘记了困倦和疲劳。
伏天里，连日的阴雨泡得猪圈里进不去人，齐庆大顶着雨，穿上水靴子跳进圈里，不管三七二十一，用四股叉往外掘着臭泥烂浆。我们也被打动了，中午没回去吃饭，也拿起锹、叉帮他干了起来。
齐庆大十分精细，一次，他发现有只小猪羔儿拉稀，不愿吃奶，就上猪圈南面的大壕沟里逮了几只蛤蟆，煮了以后喂小猪，结果还真见效——第二天小猪就吃奶了。我问他怎么知道这能治小猪拉稀，他说是从《农村实用手册》上看的。我心里真是佩服他那种干啥像啥、干啥钻啥的劲头。
那年月，生产队虽然集体养猪，可是社员们却很少能吃上猪肉，因为养猪必须首先卖给国家，只有完成生猪征购任务以后，才允许社员杀猪。大队根据上级要求，给每个生产队队都分配了生猪交售任务，因为农民不仅首先要给城市里的人口提供猪肉，而且还要支援“亚非拉”。所以社员们为了让自己家的猪达到一百八十斤最低标准体重，在往屠宰场交猪前都会给猪猛劲儿地喂上一顿，生怕就差这几斤不够分量白跑一趟。收猪站的人也不含糊，他们熟知农民们的这点儿小伎俩，所以往往把猪松开后先溜几圈儿，等猪拉尿完了再上秤，结果，交猪的农民白搭了好几斤粮食，于是只好苦着脸，殷勤地跟人家说好话，递香烟套近乎。生猪收购站的人也因此腰包里增加了不少外快。
这一年快到元旦了，小齐跟队长商量，打算在元旦前杀口肥猪，也好给社员家的饭锅里多添点儿荤腥儿，改善一下生活。请示大队批准以后，小齐把预留的那口“花腰子”头一个多月就加了料，单独放在一个圈里吃“小灶”儿。
元旦之前那几天，小齐晚上就住在生产队的土炕上。为的是夜里好给“花腰子”加一顿夜宵，那猪上膘也真快，胖得惹人喜欢。白天不少人常围着“花腰子”给它估分量，都说三百斤挡不住。小齐心里喜滋滋的，可头脑里却放松了警惕性，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口大肥猪早就让偷猪贼给惦记上了。
农历刚进冬月的头天夜里，小齐挑着热乎乎的猪食来到了圈门口。每回都不等他放下扁担，“花腰子”就哼哼着朝猪槽奔来，可今天却没有动静。小齐用手电朝里一照，才发现“花腰子”原来不在圈里，小齐的第一反应是“花腰子”让人赶走了。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赶忙绕到猪圈后头，跳过矮墙，果然发现那猪圈的后墙被人抛了个大豁子，南壕沟里还留下了一溜人和猪的脚印，是越过壕沟朝西南方向去了。小齐心里一阵慌乱，赶紧跑回生产队的土屋，叫上刚刚套上毛驴打算拉磨的豆腐匠老杨，俩人一人拎起一条扁担就朝西南追了上去。
由于头半夜刚刚下过一阵小清雪，这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两人拿着手电顺着猪蹄印儿，在露着苞米茬的大地里，小跑着撵出去三里多地，两人已累得气喘吁吁了。突然，他们恍惚发现前面不远处像是有人影晃动，两人一阵兴奋又快追了一阵，果然是两个偷猪贼。
快追到跟前了，他们二人一左一右分开，形成包抄之势。看准火候，齐庆大大喊一声：“站住”！
偷猪贼听到后面有人怒喊时，其中一个松开拴着猪后腿的绳子撒腿就跑，另一个拿着“二齿子”打算与小齐他们较量，结果被小齐一扁担拍在了他的后腰上，那小子一个趔趄前抢了几步，差点趴在垄沟里；此时老杨也从东面夹击过来，这小子见来者不善，于是跟头把式地顺着垄沟朝南逃去了。小齐和豆腐匠老杨牵着那根绳子把惊魂未定的“花腰子”赶回了生产队。有了这次教训，后两天夜里，小齐一直不敢睡觉，一宿出去看好几次，直到腊月初四杀猪那天，小齐才放下心来。这些日子“花腰子”是长肥了，小齐却掉了好几斤份量。
生产队二百六十多口人每人分了一斤肉，作价一斤一元，头蹄下水二斤算一斤，采取“抓阄”的办法，谁抓住算谁的，钱记在个人往来帐上，年终分配时扣回。生产队这次杀猪，别看社员们分的肉不多，可是却给各家带来了不少过年的气氛。他们对齐庆大充满了感激，纷纷建议我们五个知青分的猪肉就别算钱了，队长这时也笑着立马拍板做出了同意的决定。
秋收分配结束后，小齐把帐目公开贴在墙上。人们这才发现，豆腐匠老杨家的猪肉没算钱，而知青们分的肉一分钱也没少扣；他们还发现，社员们一致通过的每天给小齐记一个半劳力工分的决定，齐庆大也未执行。因为“笔杆子”掌握在他手里。他是不会用这只笔杆子为自己谋利益的。
这年的秋收分配开始了，各生产队都围绕着如何制定分配方案问题，接二连三地争吵了好几个夜晚。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农民极力主张按人口分配口粮，理由是人人都要吃饭，共产党不能饿死人；那些人口少、劳动力多的社员大喊着要按劳动工分儿分口粮，说这才是多劳多得，直到上级下来“红头文件”以后，争论才慢慢平息。按照上级分配政策，经过预算，那时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才分九毛钱，社员当中有三分之一的“胀肚户”，劳动力多的人家也只能领回三、四百元钱，社员们辛苦了一年，这时候很难说不急眼。于是他们就蛊惑原来的老会计私下里重新进行估算，他们有了底数以后，就开始向齐庆大“软硬兼施”了。最后他们干脆就扬言要推翻结算方案，让他把帐交给老会计“帮助”重新核算。农民们这时候才不考虑什么“三者利益”、什么“长远利益”呢！他们认为那都是遥远的大道理，不当饭吃，眼前过日子才是正格的。
那天晚饭刚过，生产队里一名年轻党员带着五、六个社员来到了我们知青点儿，围着齐庆大问他预算为什么开这么少，今年产量不比别的队低，人家怎么能开那么多？这些人的语气极不冷静，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齐庆大知道，这事情不是几句话就能跟他们解释清楚的。
这时又有人转换了一种口吻说：“要不，让老会计再帮你重算一下子吧，人家当了那么多年会计，不算心里早都有谱了，说最少能开一元钱呢！”
他们见小齐无动于衷，就要动硬的了，几个人拉开要抢帐本儿的架势。这时齐庆大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厉声说道：“你们谁敢动一动账本我看看，我看谁敢胡来！你们信不过我，可以去找上级来核算，算错了我负责！”
这时那个带头的党员说：“叫老会计重算一把也没啥，我是党员，出了事儿我兜着，你看咋样？”
齐庆大坚定地说：“你一个人代表不了党。要不你们现在就跟我到公社去重新算账！”说着就把帐本装进书包，背起来就往外走。
这些人望着小齐消失在夜幕中的身影，一个个又担心起来，生怕出点什么意外担待不起。于是他们又在后面大声喊着追了上去。齐庆大没有回来，这些人在后面却听到了齐庆大唱给他们的歌声：“贫农下贫农一条心，山南海北一家人……”
这几个社员听了，一个个都有些心软了。
歌声似乎让他们头脑清醒了许多，他们当中一个人赶忙在附近找了一辆自行车，追了二里多地才把齐庆大接了回来。但是他们还是弄不懂一个问题：这小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大伙儿多分一点儿你自己不也是跟着多得一点儿吗？
滕队长从公社开会回来，已经是天黑点灯以后了。听说了这件事，他怒不可遏地撂下饭碗就来到了生产队。他以党小组长的名义先叫来了队里的另外三名党员，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谁他妈这时候要是领着社员起哄，这次整党就别想再重新登记！”
那个“出了事我兜着”的党员一下子就耷拉了脑袋。在紧接着的社员大会上，滕队长意味深长地说：“咱们有些人就是见钱眼开，忘本哪！白吃了那么多年咸盐，还不赶人家知青呢！怎么就经不住个别人的挑唆呢？人家齐庆大干两份儿活挣一份儿钱，你们跟人家比比，心里愧不愧呀！人家图希个啥呢？不知道钱好花呀？他当会计，能不考虑政策闭眼睛胡整吗？”
老队长越说越来气，会场气氛显得紧张起来了。这时，生产队的门开了，进来的是大队书记和两个公社干部，他们听说了发生在一队的这场风波，决定要认真地向农民重申今年的分配政策，对农民进行一次政治思想教育。他们首先充分肯定了我们生产队上报的预算方案，教育群众要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然后又加重语气严肃地说：“这里边如果有人妄想搞垮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我们决不能姑息迁就，要看事态的发展，必要时可以把他们揪出来……还有一些丧失了党性的党员，要在党内做深刻检查！”
不知农民的思想是真通了，还是被上级党委的权威给镇住了，反正那场风波算是平息下去了。
第二年，霜来得比每年都早，粮食没上成，社员们叫苦不迭。然而头一年结算时留下的储备粮这下子可用到了刀刃上，事实教育了农民。
不少社员愧疚地说：“还是得让人家文化的人当家呀！眼光儿看的就是比咱们远哪！”
“可不是咋地，人家知青图个啥，让大伙儿整了个够呛还没少挨骂，现在想想，人家还不是为了咱们大伙呀”！
打那以后，各队的知青会计们说啥农民都相信，还把他们当成了生产队里的好管家。由于知识青年在农民中的威望不断上升，第二年，知青张忠杰、刘春玉分别从会计的岗位上被社员们推选为第五、第六生产队的队长，第四生产队的知青会计马斌堂被推选为大队会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