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袁世凯号召各界人士齐集北京商讨立宪大事之后，报纸上各派的斗争便此起彼伏，甚至可以说波澜壮阔，引人入胜。
康有为频频发表文章，为帝制唱赞歌，甚至鼓吹君主专制，而他的徒弟梁启超显然并没有追随他的脚步，只是就君主立宪展开辨析，发表文章替袁世凯在君主立宪之下实行民主政治。
这是保皇派与改良派的内斗，但每每遇到革命党人发表文章攻击他们时，他们便齐齐跳出来加以攻讦，仿佛好的穿一条裤子。
很明显，他们认为现在中国恢复帝制是大势所趋，南京革命政府是没有前途的，甚至覆灭在即，不得不说，旧文化出身的许多文人脑子全都学坏了，腐朽不堪。
革命党人也有辩论好手，章炳麟、宋教仁、于右任、廖仲恺，甚至胡汉民等人都有精彩之作，在这个关头，革命党人开始搁置争议，一致对外。
连胡汉民这样的铁杆倒李分子都开始站出来对北方的一出出丑剧加以鞭挞，更别说其它人，因为他们都明白，这不是闹意见的时候，要是被袁世凯咸鱼翻身，真的恢复了帝制，加上列强的支持，南京政府分崩离析也是有可能的。
由于李秉衡内阁执政以来的一系列政策以及手段出乎了所有人的意外，也超出了他们的认知，保守起见，他们并不是特别认同，反对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
南京政府官方也一再警告北京，不要挑战底线，恢复帝制已经是逆时代潮流而行，完全不可取。
李秉衡亲自写信给袁世凯，希望他认真考虑南京政府的统一意见与办法，不要一意孤行。
可是，袁世凯的野心在列强的支持下已经膨胀到了极点，他眼下听不进半点的反对意见，一心想要恢复帝制。
先君主立宪，然后坐上内阁总理大臣这张位子，这是他的初步打算。
虽然他重新登上内阁总理大臣这张位子，但是意义却是大不同，在前清他要受到各方面的限制，但是现在，皇帝就是个傀儡，他才是真正的掌权者。
不过朱尔典等四国公使郑重告诫他，尽可能的统合中国的立宪人士，将保皇派拉拢在身边，尽快恢复帝制。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巴尔干的形势更加的复杂，也更加的严峻，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这也就使得奥匈帝国与沙俄之间的仇恨更加的如脱缰野马般背道而驰。
既然矛盾无法消除，而且还在恶化，那么一场战争那时肯定的，目前欧洲已经没有人还在幻想战争可以通过和解来消弭。
欧洲战事一起，别说沙俄，就是日本也没有心思出兵干涉，这对南京政府是相当有利的，所以朱尔典一直在催促袁世凯。
老蛤蟆当然有他自己的想法，既然是讹诈，那么就再讹诈一些，多要些好处。
英日四国提出的一系列协议，如果他全部答应，那么必将背上一辈子的骂名，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对中国将造成巨大的伤害，可是他顾不得了。
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如今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一对师徒都在为他鼓吹，替他制造声势。
康有为一直是保皇派、改良派的掌门人，但是如今他的立宪思想发生了变化，反而是梁启超结果了改良派的大旗，与其分道扬镳。
康有为的立宪思想曾经启迪和影响了后来的宪法理论，但是其中却存在许多保守主义的成份，主要表现在对君权的妥协以及对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以礼治国、儒法合流思想的吸收。
保守主义的立宪观曾经在西方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康有为时代 ，保守主义的立宪思想却不能解决中国的危机。
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矛盾都十分突出，同时存在着生存问题、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三重危机，而康有为的立宪观最关注的则是生存危机，即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问题。
当前他的思想为了向袁世凯靠拢，希望由袁来推动恢复帝制，然后实现他的理想，不惜借重袁的力量，立宪思想开始转变。
他当前的立宪理想则是从社会进化论出发，希望调和君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 ，减缓新生力量对封建专制的冲击，维护旧体制。
因此，康有为对宪法的理解是有内在矛盾的。一方面 ，他强调宪法是“维新之始” ；另一方面，又说宪法是传统的延续 ，认为中国的文教礼俗即英国的不成文宪法。
加上他空想着能有袁世凯这个强人政治来维持帝制，作为封建专制的强大中间人。
梁启超则完全不同，转变为相应激进的改良，但是这种改良相对与南京政府疾风骤雨般的改革，则完全是温和中的温和。
康有为对李秉衡内阁的近乎独裁政治展开批判，百般攻击，甚至将专制的帽子戴在了李秉衡的头上。
“行民主政治，反而是专制独裁。而如今君主立宪，方是真民主共和。”
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康有为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
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在这一点上，康有为并不能得到袁世凯的完全信任。
而梁启超由于坚持实行民主共和，一方面支持袁世凯捏合各方政治势力为进步党，以此来与中华复兴党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
进步党在大选中失利后，梁启超有一段时间的消沉，认为披着民主共和外衣的李秉衡内阁已经羽翼丰满，再难颠覆。
灰心丧气之下，袁世凯以仿效英国君主立宪，实行英国式民主共和，这让梁启超勉强同意再次合作，姑且一试。
对康有为是利用，对梁启超是暂时敷衍，但是袁世凯在两人之间的选择，则代表着他内心真正的想法。
他个人是倾向于康有为的，因为复辟帝制后，他便是个权臣，可以为所欲为，为将来铺路。
而选择梁启超那派，则代表着他可以成为国家元首，却要受到民主共和的约束，表面上看起来他一步登天，但是内心却极不乐意。
这样一来，他辛苦的成果将来便会让给后来人。
皇帝是可以做一辈子的，但是内阁总理大臣不行。
是恢复帝制？还是君主立宪？
在外界，已经彻底被混淆，虽然两者都是实行帝制，但是意义却极不一样。
虽然南北报纸论战不断，但是北方自己并不能统一思想，形成了新的保皇派与立宪派。
一派以康有为与满清遗老遗少为首，一派则以梁启超及部分进步党人为首。
梁启超对袁世凯并不完全相信，眼前的苗头相当不妙，袁世凯很有可能会随时倒向复辟帝制。
他是个与时俱进的人，仍然在不断的让自己的思想进步，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当然要郑重选择，以免误了自己的一世英名。
3月2日，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并且不遗余力的鼓吹复辟帝制后的好处，号召全国民众反对南京政府的专制统治。
不过，南京政府立即提出了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概念，质问康有为是想实行哪种形式的君主立宪。
“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从政府结构来讲，君主交出了立法权但保留部分行政权，首相只是辅助君主治理国家，宪法和其它法律由议会制订，从体制上看就是议会制订宪法和法律限制君主，君主在制订的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治理国家。”
“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君主交出所有的权力（有些国家的纪年由君主指定），首相是国家的主要行政人，立法和实君一样，从体制上来看宪法和法律不是限制君主而是用来限制首相，首相只能在宪法和法律内治理国家。”
“如若实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那么是否我堂堂中华依旧要倒退到需要一个满人君主对我们发号施令？”
“如果实行议会制君主立宪制，那么是否依旧要让旗人这个特权阶级再次爬到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
章炳麟等人在报纸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以及犀利的抨击，提出了一连串的质问。
这一理论正是对当前北方政治界迷惘的一剂醒酒药，就是连梁启超也眼前豁然开朗。
正在家中卧床休养的梁启超一把拽掉额头上的冷毛巾，一骨碌的坐了起来，身子略微前倾，脑子里不断的转了开来。
“果然犀利，这样一来，便是在逼袁宫保表明态度。是要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还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若是要前者，只怕满人皇帝是不得人心的。若是后者，当然是我等所愿，不过袁宫保会作茧自缚么？他会甘心当个内阁首相，为宪法与法律所限制么？”
“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他只是不满意南京政府的种种作为，让他看不懂，尤其是与列强的关系，让他始终感到恐惧，所以他不愿认同。
如果南京的那个倔强的年轻人愿意改变一下，或是放弃独裁式的高压统治，那也多好。
不过，袁宫保眼下是有难了，只怕接着永无宁日。
他仰天大笑起来，心中却有了定计。
南方这么一发问，各界都在关注，袁世凯是想当权臣还是真心立宪，或是想当独裁者。
之前他混淆概念，是想浑水摸鱼，如今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对于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也好，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也好，他都是没有兴趣的，他要的，是不管哪种国体下，都能绝对的成为实际掌权者。
所以他无所谓哪种制度，对他都是一样的。
只是南方这么一问，他就极其不好回答，这是在逼他做选择。
他是个枭雄人物，不甘屈居人下，为了这一点，硬着头皮也得为自己谋一条路，闯出一条血路来。
虽然袁世凯在后世颇多骂名，但是李秉衡还是能够理解他的，毕竟他对中国还是有贡献的，也是有个人才能与魅力的。
目前不但是南方，就连北方都是骂声一片，每日的报纸都有半数是在头条痛骂袁世凯痛骂帝制与立宪。
但是袁世凯从来就没有采取行动来对付过这些言论自由，若是在后世，李秉衡可无法想象。
根据北京的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日本人已经向袁世凯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这一点基本可以确定。
有袁世凯近前的人透露，前几日老袁脾气颇大，难以安睡，并且肝火越老越旺。
而根据知情人给的情报，袁世凯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还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
如满洲问题，袁世凯同他的立宪研讨会秘书长曾叔度说：“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
这些都是袁世凯的原话，落在李秉衡的耳朵里当然是相信的，但别人信不信，那就不清楚了。
袁世凯做何选择，在与日本人的交涉上，基本可以看出端倪来。
如果他下定决心要走先权臣后天下的不归路，那么显然他与日本方面的谈判不会在原则性问题上坚持太久，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 ……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方面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他的筹安会开始了最为活跃的活动，不断的上蹿下跳，极力鼓吹恢复帝制的好处。
这次不再对外提立宪与议会，却仅仅提帝制，当然不能让北京的政治人物们满意，更大规模的声讨开始了，这倒是袁世凯始料未及的。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恢复帝制，甚至不惜向日本低头，朱尔典也劝他暂且忍耐，一旦能够击败南京政府统一全国，那么集合中华之力，十年就可以有一番成就，不用再看日本人的脸色。
这番告诫让他按捺住了几乎要发狂情绪，开始一心一意筹备恢复帝制起来。
在袁世凯称帝的舆论造势中，跳得最欢、卖力最多的，是人称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杨度。
自认精通帝王之学的杨度生不逢时，那是一个帝王被历史淘汰的时代，尽管他为到欧洲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代笔写过考察报告，尽管他在张之洞和袁世凯的举荐下为朝中大员讲授过宪政知识，但宣统一退位，中国没了皇帝，他的帝王之学就成了屠龙术。
而在民国以来，杨度也深感不得志，他的理想是治国平天下，没想到南京政府完全不把他这号人物放在眼里。
南京政府是没有科举考试的，这倒让杨度前些日子抓住了一顿狠批，认为这将使得民国无人才可用，有才能者不得出头，于是他上了心思，开始积极联络那些因民国政府而过的不如意的旧文人，从中发掘有才能之人加入到筹安会。
筹安会名义上是“研究君主和共和哪个更适合中国”的学术机构，实际上是为袁世凯称帝着手准备的行动团体。一帮臭味相投、以及向袁世凯示好卖乖之徒，立即纷纷加入进来。
成立没多久，就效率惊人地组织了“各省请愿团”，他们网罗各省拥护帝制及趋附袁氏者，向参政院请愿；请愿书全由筹安会代写，“强烈要求”恢复帝制袁世凯摄政。
这些日子甚至别出心裁，组织起“乞丐请愿团”和“妓女请愿团”。这些人手摇旗帜，大呼小叫，奔到新华门外团团下跪，递交请愿书，恳请袁世凯体贴民意，从速恢复帝制，袁世凯出任内阁总大臣。
3月14日，袁世凯宣布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是共和还是帝制，交由大会“议决”。
也就是说，他完全不顾南京政府的意愿，居然要别出心裁的使出这一招昏招来。
毕竟，中国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唾弃封建皇权的全新阶段，公然挑战时代大潮，只会被潮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冲得万劫不复。
如今袁世凯终于摆明了态度，那么，李秉衡也该动动手了。(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