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军队国家化的争论甚嚣尘上，始终没有个定论，但是政府的意志是不以民间非议为转移的。
11月1日，南京政府正式提出了北洋军整编方案：所有目前已有建制以及在编的北洋军全部编入国防军序列，北洋军与旧军总共为十个师的编制，全部使用国防军制式武器。
目前国防军正式定为六十五个师，八十万兵力，计划在两年内首先整编二十五个步兵师以及六个教导师，其中教导师为三旅六团制，兵力达到3万人。
国防军全部使用南华械与德械，首批整编的二十五个步兵师大部分都将使用德国援助的德械制式装备，而教导师则全部使用南华械。
争取五年内全部淘汰旧式军队与旧装备，彻底解决旧军队存在的深层次隐患。
至于为何给出一个时间缓冲，考虑到现实问题，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成为了主要不稳定因素，一旦让这些人掌握旧军队作乱，那么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目前的社会矛盾依然尖锐，之前显赫一时的大买办阶级虽然受到了重创，但依然掌握一定的实力，尤其依靠袁世凯北洋集团，成为一股潜在的破坏力量。
而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方面则在大地主阶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这成为了民国政府农村农业新政的强大阻力。
可以说，袁世凯北洋集团代表的就是这几股势力的利益，北洋集团成为了一杆旗帜，这面旗帜不倒，这些势力永远都不会放弃与南京政府公然对抗的念头。
他们要的是政权，要的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持续的受到打击与削弱。
豪绅地主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土地，除非南京政府颁布新的土地政策，来上一场土地掠夺。
但是这是不现实的，民国政府已经确立了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神圣性，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也不能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法律信誉。
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方法有三条，直接购买、巧取豪夺、廉价占有公田。
即便南京政府一扫前清的腐朽黑暗，有了新气象，但是仍然不能杜绝这种现象。
他们手中有资本，当然可以利用土地价钱低的时候大肆购买土地，在这个时代，土地便是产业，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资本可以积累，来购买更多的田地。
中国的粮食一直都依赖大量进口，所以只要这一点核心问题不解决，那么土地永远都是金饽饽。
政府的力量还不能完全兼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与角落，许多的地方宗族势力以及各地方旧官僚旧文人，他们在地方上依然可以呼风唤雨，巧取豪夺，这是惯用的手段，在民国依然通用。
至于廉价占有公田，这就跟巧取豪夺也是有联系的，满清垮台了，但是旧势力没有全部垮台，他们依然在地方上有话语权，虽然这些人有好有坏，但总有顽劣分子出来破坏社会秩序。
这些都还好办，随着时间的流逝，政府的努力不会白费，但是阻止地主阶级的壮大，却是个大问题。
商人把商业利润投入土地，转化为地主，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比较常见的情形，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这种情形也开始改变。一方面，很多商人已不再把商业利润投入土地，而是扩大商业经营，或投资于工业企业；另一方面，地主中有更多的人兼营商业，他们在商业获得成功，逐渐转化为商人的过程中，一部分人仍然不断进行土地积累。
李秉衡内阁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鼓励前者，而杜绝后者。
积累资本后，用于扩大再生产，是明智的，但是用于土地兼并，就不符合政府的口味。
马上一战要来了，这是个好机会，能够缓和阶级矛盾，地主阶级看到投资实业的产出要远远超过囤积土地的时候，那么他们都不是笨人，知道如何取舍。
等到一战结束，他们会发现农业高速发展之后，囤积土地更是无利可图，加上南华的土地可以分摊中国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的社会秩序的变革，将会导致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变。
即便他们不想就范，李秉衡也有办法，那就是从金融上捏住他们的七寸。
他们有自己的融资渠道与金融工具，那就是票号、钱庄与当铺。
票号曾经辉煌一时，最初由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扩大流通的需要而产生，是从商业中分离出来的金融机构。
从19世纪50年代以后，其业务蜕变为汇兑和垫借公款为主，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已不屑一顾，甚至规定 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他们通过汇兑公款手中经常川流大量资金，加之公款不计利息，从而获得了很大利益。
最鼎盛时票号掌握着户部三分之一的存款，也就是说票号的利益与清政府的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以至票号走上了畸形的繁荣之路。
“辛亥革命时，许多商业都市，如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等，都发生过战争。工商业和银钱行号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失。”
李秉衡现在想问金融上面的问题，有一大把的人可以出谋划策，就比如虞洽卿，他对中国旧银钱业是比较熟悉也有体会的。
最近他们一直在针对旧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改造，既要保住钱庄与票号等不大规模倾覆影响到国计民生，又要想办法彻底让他们推出舞台，融合到银行业中去。
“北京是票号吸收款最多的城市，占其全部存款的三成。因而，山西票号搁浅倒闭，就从北京分号开始。战争和革命所带来的经济危机和政治风波，使许多票号开始倒闭。在倒闭声中，山西22家票号除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大盛川等四家票号，因资本实力雄厚，拿出大量现款，应付辛亥壬子挤兑风潮，信用未失，继续营业外，日升昌等十多家票号，因无力应付挤兑风潮而相继倒闭。”
虞洽卿长叹一声，对于这些曾经掌握着中国金融命脉的票号倒闭，难免生出几许萧瑟，即便他早就开始致力于新式银行业，但是毕竟票号尤其是山西票号对中国金融的影响力还是有的。
满清覆灭后，票号“无可奈何花落去”，钱庄遂独霸国内汇兑市场。近几年来，上海钱业在国内汇兑方面称雄一时。
橡胶股票风潮之前，国内新式银行尚难与历史悠久、分布普遍的钱庄业相抗衡。
从那之后，遭受到打击并且两级分化的钱庄便开始放弃对新式银行业的阻击，而是联合，不再是过去的地方经济比如浙商中的绍兴团体、湖州团体等之间的互助，银行与钱庄是一家。
新式银行业从橡胶股票风潮中获利巨大，迅速的崛起于主要都市，费用更为低廉，而且快捷方便，于是将大部分原属钱庄的汇兑利益收入囊中。
“工商放款一向为上海钱庄的主要利源，然而，这一业务亦前年开始遭到新式银行的挑战，而且相当部分为新式银行所取代。”
说到这一些，虞洽卿颇有些自豪感，当初他也参与了橡胶股票风潮，一手见证了新式华资银行业的崛起，并且保住了上海金融界不为钱庄票号的损失惨重而陷入颓势。
当初他也是受益的一批，这两年他陆续兴办了七家工厂，投资达到了700多万中华元，这些资本大部分来自那次股灾。
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几个片段之一，势单力薄的中国金融界凭借着对李秉衡的信任，依靠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巧妙的将股灾的损失转嫁到了外资银行以及外商、大买办身上，完成了一次惊天大逆转。
过去中国的金融一直把持在外国人手中，中国人永远吃亏，但是从那一次起，外国人再也没有能够占到一点便宜。
李秉衡常说的金融战争，现在在他心中已经扎根，甚至有了他自己的思路。
“前几年，中国的传统手工业与萌芽期的新式工业，主要倚赖钱庄贷款，其中缫丝、丝织及棉纺织业，尤为如此。我刚入行时，上海钱庄开始投资新式工业，其后放款数字稳定上升，目前，钱庄仍为上海中小工厂短期信用贷款的重要来源。”
虞洽卿加重了语气，但似乎又不太确定，“我们是否要针对这一现象，对钱庄进行相应的操作，使得中小工厂甚至家庭作坊大量兴办不用受制于资金来源？”
李秉衡点了点头，说道：“钱庄由于本身资力有限，仅能供应少量周转资金，无力从事长期巨额贷款，难以适应大规模工业的需要。我们现在的整体规划相当庞大，各种大规模工业兴起，如大型缫丝厂、炼油厂、面粉厂、肥料厂等，资金需求量极大，贷款数目亦极惊人，钱庄资力难以负担，所以各厂将会纷纷转向新式银行或政府机构寻求援助。此外，新式银行的抵押放款利率较轻，对中小工业亦有相当的吸引力。”
他轻松的笑了笑，“放心，华资银行的崛起，势不可挡。没有外部力量可以使得我们自己的银行发展受阻，这是时势所造就，非人力可以左右。再说，不是还有我们政府嘛。上次我们的再贴现以及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不就促成了一次华资银行的大发展嘛。”
有了国家的支持，目前华资银行的确是大跨步的在发展，要不是受制于人才的不足以及体制上的不完善，恐怕发展速度更加快。
大浪淘沙、商海浮沉使显赫一时的钱庄由盛及衰，终成黄花。不过，民间经济对资金的多层次需求从未改变。
所以，防范地下钱庄、各种名目的基金会成为了李秉衡一直关注之事。
这些民间私募资金完全扶植钱庄的经营模式，但是更加的粗糙以及漏洞百出，对金融秩序有百害而无一利。
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资金转移或资金存诸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
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
地下钱庄从事的主要非法金融业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非法买卖外汇以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等。
搞笑的是，李秉衡在防范着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利用手上的资金介入地下钱庄，在金融上给政府制造麻烦，他自己却早就在国外从事这一行长达数年。
每年从中获利不知多少，这些黑钱都在正规渠道洗白，变为国外资产以及现金外汇。
目前在国外的伪钞投放以及贩毒、走私，等等，都要依靠地下钱庄以及相关体系进行洗钱，这也成为了李秉衡在海外布局的重要一环。
在海外的灰色收入每年达到数千万英镑，这么庞大的资金如何洗白，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战争。
不过这几年下来，在海外的团体也有了许多的经验，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
“洗钱”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洗”，为了使非法收入合法化，他们往往会利用或伪造各种交易，甚至借用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但是常见的主要有借用金融机构、利用现金密集行业、现金走私、通过期货、证券或保险业洗钱等四种方式。
借用金融机构洗钱的话，主要是通过银行频繁地交易将资金分散转入、集中转出或集中转入、分散转出，以此逃避监控，或是直接开具匿名账户。
洪门贩毒集团首先将出售毒品所得零星现金存入该国银行，随后提取一定数目的现金经过另一家金融机构转移到其他国家，同时也以支票的方式进行转移，一般只转移一些小额资金以避免超过转移国政府规定的报告下限额。
但是洪门胜在人多，海外华人数量庞大，有了这么一个体系在，当然要快捷以及吞吐量大了许多。
其他的不说，给海外华人带去利益也是件好事。
为了洗白天文数字的黑钱，李秉衡不得不每种洗钱方式都并用，以此来缓解洗钱的压力。
比如适合小规模洗钱的现金密集行业，如果直接向银行存入大量现金，必然会因为无法说明现金的合理来源而引起该国当局的追查。
因此为了能合理解释大量现金的来源，犯洪门常常采取向现金流入密集型行业投资的方式来掩盖非法资金的真实来源。现金密集型行业包括：娱乐场所、餐饮业、小型超市等。
这还是比较适合海外华人的，因为海外华人一般都从事这些小生意，哪怕是小小的洗衣店。
除此之外，洪门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地下钱庄，也就是李秉衡放在首位的洗钱渠道。
因为在海外，通过合法的金融机构向境外转移犯罪收入，总是要通过银行监控这一关，因此大量的灰色收益往往通过“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
李秉衡以及洪门为了帮助海外华人，利用民间借贷洗钱，他们先将非法收入放贷给一些海外华人创业并且放贷给华侨产业，然后借贷者或关联方再将部分资金存入洪门指定的账户，双方互相受益。
此手法可完全规避合法金融机构的监控，但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洗钱成本较高，通常可能高达25%至35%，但是这也是相当值得的。
目前的洗钱方式中，列强国家最难以防范的，也是没办法没经验防范，或者说还没有意识到的，便是通过期货、证券或保险业洗钱。
国际市场上存在大量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复杂的金融交易洗钱是跨国洗钱的重要方式。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交易行为都是以期货经纪人的名义进行的，期货交易所并不向银行那样要求经纪人对客户的身份做出说明。
因此海外洗钱团体通过期货经纪人将非法收入投入期货市场，能够有效避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除了期货交易中的匿名惯例以外，变幻莫测的期货价格和复杂的交易技术也为李秉衡培养的技术团体洗钱提供了天然掩护。
在海外的这些经验逐渐的汇总到了国内，必将可以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金融防范体系，这是中国将走在世界前列的。
比如防范热钱，南京政府已经相当的有经验去对付。
热钱最大的危害在于它会在推高资产价格，获得丰厚回报之后，突然大规模套利撤离，给资本金融市场带来震荡。
如果中国的热钱都去买卖外汇，那么李秉衡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要想祸害中国金融体系，那么就对不起了。
现在热钱有，但都是袁世凯北洋集团所操控的，他们不仅想要政权，也在暗中妄图从金融上下手，实在是把李秉衡笑到半死。
而眼下，解决袁世凯成为了当务之急，只有让袁世凯这个地主阶级与买办阶级、旧官僚阶级心目中的代言人谢幕，他们才会甘心情愿的接受政府的领导，否则，国家永无宁日。
袁世凯会答应将北洋军全部交出吗？
全国上下仿佛停顿了呼吸，都在等待着北方最后的决断。(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