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弗利进办公室之前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女孩从白色门里走出来，女孩身型阔大，像是经常做力量训练，弗利看着她背影，不禁猜测会是什么样的病呢？这么年轻。
他想到的绝对不是什么小病，人的意识非常奇怪，自己得了绝症后，看到在自己医生办公室出现的人，都会猜测他们患有种类不同却同样棘手的疾病。
这样做仿佛会减少自己忧虑一般。
开门前他又想起母亲的声音，“听说老罗伯特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前几天，咳咳。”
母亲一边咳嗽一边说着。
“那么早，就这个事情吗？”
弗利实在不能理解母亲竟然为这样的事特意在清晨六点半给自己打电话，母亲就从来不会想一想在经历过她自杀的那个电话之后，他有多么害怕在一些人们很少通话的时间里看见母亲的信息。
“听说是癌症，老罗伯特真可怜，他女儿才刚结婚据说还去了以色列。”
“哦，你最近情况怎么样？”
弗利想换个话题。
“就那样，我还能怎么样，就是想到老罗伯特这么惨，你知道吗，我上周还给他打电话问他情况怎么样，他当时就觉得不好。我都没来得及告诉你这事，你小时候他可经常陪你在花园里挖草。”
“妈妈，我都十多年没和他说过话了。”
“那是因为你太少回来了。”
“哦，你没什么状况就好。”
“弗利，你说老罗伯特是不是太惨了。”
“好了，别去管这些事。”
弗利当时怎么也无法理解母亲为什么会把这种事看的那么重要还迫不及待的告诉自己。
现在他似乎有些明白，事实上如果理智一些思考，那个女孩可能是何塞的朋友，是新应聘的护士，或者医药公司、保险公司的职员；也许她替某个好朋友来取一份检查报告；也许她是何塞的，任何什么人都可能。
即使就是一个病人，也未必患有什么大不了的病。
想到这弗利就懒得继续思考，他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而入。见到何塞惊讶的抬头看着他时才不好意思的语无伦次起来，“对不起，我…刚看见...所以，好吧，我忘记敲门了。”
“没事，坐下吧。”
何塞示意病人坐在对面椅子上。
“要不要来杯水？”
“不用，不用了。”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苍白？”
何塞盯着弗利的脸看了一会。
“也许病情加重了吧。”
弗利耸了一下肩回答道。
“也许，等下我们要重新检查一遍，当然主要是看肿瘤大小，如果它没有进一步增大，也许…”
“身体有什么感觉？”
“没有。”
“没有？”
“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你和这场病都是假的。”
何塞身体后仰靠到椅背上。“这样的想法不错。”
“你也觉得？”
“不，我猜测，这样想是某种理性作用的结果。当然很少病人会这样，大多数人会表现出急迫，恨不得立刻手术取走身体里额外的东西。”
“我没法觉得什么东西是额外的。”弗利的右手弯到身后，摸了摸肿瘤所在的那一段脊柱。“也许是因为外表摸不出来吧。”
“疼痛没有加重吗？麻木感或者其他什么感觉。”
“会有冷冷的感觉。”
“好吧，不说这些你看上去就像来拜访我们医院的，对了，你经常进出医院吧。”
“如果你说的是对那些机器手臂做检测的话，每年我得跑几十家医院。”
“那些手臂不能自动发回状态信息吗？”
“当然它们可以，厂家也都要求医院这样做。”
“那你还要跑来跑去？”
“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哈哈，怎么说呢，如果不用人工检测了，也许就会出现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些人又要减少一部分薪水了。”
何塞笑了笑，弗利也不能确定自己的话他是否听的明白，反正他自己知道这纯粹是胡扯。
人工检测在效率和实时监测上远远不及手术机器人自动发回的状态信息，更多时候检测人员也只是在手术室核对信息传输通道是否有病毒，或者网络是否安全。
就好像它们不会去检查车辆是否存在问题，仅仅检查道路是否铺设整齐。
这项工作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信任”，或者说缺乏“信任”，这也是哲学家始终争论不休的话题。
任何高级人工智能设备都具有一套自动停止系统，或者自动停止隐藏程序，或者一个肉眼不可见的巨大按钮，为什么它们要存在？哲学家们相信这与人类意识根源的“不友善”有关。
追溯这类讨论层出不穷，无论是对人工智能的态度还是探索宇宙未知生命，人类都需要在“友善”和“不友善”中做出判断。
有时候判断根本无从存在，未知生命根本未曾以任何一种文学、电影以外的方式得以与人类相见，人类却早已为这种假设的存在做了几百年的讨论。
何塞未必会明白，这种工作也是众多“不信任”中的一种，它包含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情感“恐惧”。
然而，医生的职业让他们在极端情况下异常冷静，这种身体训练逐渐改变认知的情况在医生、警察等一些职业人群中尤其明显。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了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的“恐惧”，而是他们在工作中的感受度降低，弗利相信这种降低不是大脑感受的降低，也许是更高级情感控制的结果。
“关于手术的事…”
弗利坐直身体，深吸了一口气，他打算面对这个话题，趁自己还有勇气谈论它。
“嗯，我给过你一份建议，但你要自己考虑。”
“我能不能问问你的想法，你对这种手术的态度。”
何塞没有立刻回答弗利的问题，但这仿佛在病人的预测之中，好像也是一种人之常情。
“如果你想知道面对疾病该如何做，问问你的医生如果是他或者他的母亲得了相同的病他会如何选择吧。”
“该死的媒体。哈哈。”何塞仰头大笑着。这是弗利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看来何塞也对它有所耳闻。
“恕我冒犯，医生。”
“没有，完全没有，不要在意，弗利。”
“所以…”
“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
弗利低下头，这无疑是个最合适的答案。
他试着在脑海中呈现两种不同的情境：
第一种，何塞说手术建议很不错，如果是自己的话他会接受。
如果是这种回答，弗利发现自己的大脑立刻就出现对手术的种种怀疑和不信任。
第二种，何塞说，这样的手术依然存在风险，我并不推荐我的病人做那种新型尝试，但是作为医生我有义务告诉你现在能够做到的手术可能性。
事实上我会选择传统肿瘤切除，机器人做这个很拿手，也许神经会受到伤害，也许不会，也许可以告诉它选择相对满意的那个结果，保留一部分神经结构。
然后给瘫痪的腿或者手臂安装侵入或者非侵入性辅助装置，事实上并不会太影响使用。
如果是第二种答案，弗利想到后续漫长的治疗将至少用去他几年的时间，并且他很有可能需要经历多次手术，有些也许在公司的医疗保险之外，那将是巨大费用。
这个选择同时面临巨大风险，事实上肿瘤切除后他必然是瘫痪在床的，能不能有这个能力选择大脑控制辅助装置，都是未知数。
无论怎么说，不知道是个不错的答案。
弗利没有进一步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