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蔓向站在路口的男人打听赵队长家所在。
他们告诉林蔓，赵队长家就在村东头，有三间青砖瓦房，院前挂了一排玉米棒子的就是了。
林蔓进院时，正有两个孩子蹲在井边翻花绳。
“你就是小秋吧？”赵队长站在门口，一眼看见了林蔓。
林蔓轻笑：“我是来帮小蔓取迁出证明的。”
“她都对我说过啦！”赵队长热情地招呼林蔓进屋。
屋里分内外间。内间房中有几个妇女在做织补活计，有的在缝补被单，有在给衣服上的窟窿打补丁。外间房里摆了张老旧杉木桌。
赵队长示意林蔓坐在桌后。林蔓刚一落座，他就为她倒上了一杯热茶。茶里没有茶叶，尽是茶末，冒气的热水进来，满杯的熏黄。
“小蔓要我把这个带给您。”林蔓从挎包里掏出梨膏糖，推到赵队长面前。
“小蔓真是个热心孩子。这东西要不少钱吧？”赵队长接过梨膏糖，交给了屋里的一个女人。
女人仔细地包糖进布包，塞进了床边的五斗橱。拉开抽屉，她又拿出了一个饼干盒。饼干盒里有钱，一张张皱巴巴的毛票，整整齐齐地叠着。因为说不准要拿多少钱出来，女人略有犹豫。赵队长索性拿了一张10元大票。女人不舍，但架不住家里男人做主，只得任由赵队长去充大方。
“小蔓交代过了。这糖的钱万不能要，您帮了她大忙，糖就算作送给狗蛋的了。”林蔓笑道，坚决不收赵队长塞来的10元钱。
狗蛋是赵队长的小儿子，现和姐姐在井边玩花绳。他患有些轻微的哮喘，梨膏糖就是赵队长特意让林蔓给他带的。
“小蔓这孩子就是老实，怎么样，她病好些了没有？”赵队长不好意思地收回了钱后，又随之拿了纸笔出来。就着面前的杉木桌，他在纸上写起了字。
“好些了，但还不能下床，医生让她多休息。”林蔓回答的同时，瞥眼看赵队长笔下，当见到纸上抬头是“户籍迁出证明”六个字时，心里的石头重重地落下了。
写完了证明后，赵队长在最后一行盖上了生产队的红章，交给林蔓。
“回去后啊，你对小蔓说下，迁入手续可要尽快办。”赵队长叮嘱道。
林蔓点头答应，仔细地收了证明进挎包。
她满心欢喜，距离得到正式身份可就差两步了，现在只要拿着迁出证明回上海办户口迁入，然后再等五钢厂那边调走户口去江城，一切就算大功告成。
“赵队长，我还要去一趟小蔓家，她让我帮她收拾些东西。”林蔓起身告别。
“那行，她家在村南面，你路上可以找人问下。”赵队长送林蔓出院。
与赵队长在院前分别后，林蔓转身往村南面走去，碰上之前帮她指路的两个男人，她向他们礼貌地点了下头。
两个男人步伐急促，远远地见到赵队长，还没到跟前，就迫不及待地大喊：“那个秦公安到啦，已经朝赵二家去了。”
林蔓已经走的很远，没有听见身后人的对话。
一路上有许多热心人给林蔓指路。提到队里的林蔓，他们无不感慨地说道，她可是个老实姑娘！
与赵队长家的砖房不同，队里林蔓住的是土坯房。在《春田》里，林蔓写明了她家已经绝了户。亲父母是外乡人，早年饿死。村里人看她可怜，每家施一口饭给她，抚养了她长大。她倒也争气，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成为村里的第一个高中生。
推门进屋，在一个老旧的橱柜里，林蔓找到了高中毕业证。这是五钢厂要求入职员工提供的材料。
放毕业证的铁盒底下还有几张毛票。五分、一毛，一元、两元，全是小票，连张五元的大票都没有。林蔓粗略地数了数，加起来共5块8毛钱。
“你是谁？”门口忽然传来一声质问。
林蔓听声音耳熟，忙塞钱进口袋，走出屋子。
赵红英站在屋外，见里面出来的是林蔓，惊讶不已：“呦，姑娘，怎么是你？”
林蔓亦是一样的惊讶，讲明了自己是来替屋子主人拿东西后，问赵红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巧了，我家就在隔壁，快来坐坐。”赵红英不由分说地拉林蔓走向院前的红砖房。
林蔓架不住赵红英的热情，只得跟了去。恰巧暮色降临，赵红英又留林蔓吃饭，林蔓折腾了一整天，早就饿了，于是欣然答应了赵红英的邀请。
赵红英的儿子儿媳都在家。一听说来人是白天帮了母亲的姑娘，他们纷纷张罗起了好酒好菜。许是喧闹的声音传出了门，就连赵红英的弟弟也拖家带口地来凑热闹。来的时候，他们的手上不空，尤其是一个瘦长脸男人，也就是林蔓看见叫赵红英“大姑”的那个，手里拎了一只塘里打来的甲鱼，这算是今天桌上的主菜了。
“这么说，小蔓在上海找到她外婆了？”饭桌上，赵红英听过了林蔓的讲述，惊讶不已。
林蔓点头：“她照着母亲留的地址去找，没想到一去就找到了。她的外婆很疼她的母亲，自然也很疼她，讲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的户口迁回上海。”
林蔓讲的事半真半假。
红旗生产大队的林蔓去上海确是寻亲，但找的绝不是白秀萍，而是一个早断了联系的远房亲戚。
“难道她外婆家的人都不反对？”赵红英的大儿王卫国感到奇怪，不都说上海人现实得很，没什么亲情吗？多个人的户口进去可就多个人分房子，他们家的人怎么那么好说话？
林蔓轻笑，摇头否认了王卫国的担心。
赵红英的二儿子王建军推了把王卫国：“你以为谁都像王德生？”
提到父亲，王建军直呼其名，没有丝毫的尊重。
王卫国悻悻地抿了口酒：“哼！没良心的东西。妈，你也是，带孩子去看他干什么？”
想起前夫的绝情，赵红英哀叹道：“他到底是你们的父亲，孩子的亲爷爷。而且，我也想看看月梅过的怎么样。”
“姐，就别提那个丫头了，人家现在不叫王月梅，已经改叫王倩倩了。”赵红英的弟弟赵顺达愤愤地嚷嚷。
半年前，赵顺达去上海给生产队办事，路上碰见了王月梅，她竟连招呼都不愿意打。他主动唤她名字，她一脸嫌弃，说现在改叫王倩倩了。
回忆起这事，赵顺达直摇头，大姐这女儿算是白养了，从小到大，什么都先紧着她，可到头来，居然连大姐给取的名字都不愿意要。
赵红英听不惯弟弟说女儿的不是，面露不悦。
赵顺达不想惹姐姐不高兴，更何况还有外人在场，确实也不是发牢骚的场合。于是，他另起了别的话题，问林蔓能在队上待多久，买了什么时候的汽车票回去。林蔓一一地回答，当晚就会走，已经买了第二天清早的车票回上海。
王卫国和赵顺达的媳妇在灶间忙碌。热菜一个个地端上了桌，红烧甲鱼，凉拌菠菜，炖萝卜……贫瘠的年代，但凡闻到些许油香味，人就会不自觉口舌生津。筷子七手八脚地夹下来，不多一会儿的功夫，一盘菜没了。
孩子们在桌间疯跑玩闹，王建军的媳妇里外跑着照顾，又要注意他们不出危险，又要拦着他们扰到桌上人说话。一个没注意，剃了光头的男孩儿抢了盆里的玉米馍。刚出锅的玉米馍馍金黄松香，男孩儿迫不及待地大咬一口，烫地舌头生疼，悔地嗷嗷叫唤，引得大人们哈哈大笑。
不知不觉间，棕漆窗棱外的天色越来越暗，藏蓝色的夜空亮起了繁星。
“你们猜，前天我去镇上碰到谁了？”酒过三巡，赵顺达双颊泛红，眼冒亮光，忽的想起了一桩巧事。
桌上人正吃得欢，被赵顺达一问，纷纷停下了筷子。
赵顺达一拍桌子：“隔壁村的王富贵。”
赵红英恍然大悟：“我知道他，德生家和他家祖上同宗，算是远房的亲戚。”
赵顺达点头，继续说道：“他把儿子王新民送去上海啦，说是让她妹妹给找份工作。”
“他妹妹在上海只是个纺织工。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能把人弄进城？”王建军也认识王富贵，在之前住的村里，那可是个蛮横的人人皆知的角色。
“不可能！她要有那本事，王富贵一家早都搬去上海了。”赵顺达斩钉截铁地说。
听到王新民的名字，林蔓微微一怔，他该不会就是王阿婆的侄子吧！据梧桐里的邻居所讲，他也被五钢厂录取为车间工人。看来王阿婆退而求其次，侄子虽然不能留在上海，但好歹得了个江城的城市户口。
“人呢……人呢……”
外面传来连声喊话，伴随着急躁的脚步声，屋门紧接着被撞开了。一个头扎布巾、满面褶皱的女人冲进来，身后跟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
“哎呦，虎子妈……”赵红英忙上前招呼。
不等赵红英话说完，虎子妈急急地抢断道：“林蔓真成上海人了？”
说罢，虎子妈扫了桌上人一眼，视线最终停在林蔓身上，看得林蔓浑身发毛。
“妈，怎么办，蔓真走了。”虎子气得跺脚。
“怕什么，”虎子妈狠狠说道，“她是你媳妇，你当然要跟着她去上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