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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抢收抢种(作者:蔡运生)

抢收抢种时节,田里的小麦一收割完,队里安排人将麦把子背到大晒坝里晾晒着,还顾不上打麦子,搞小麦脱粒。立即安排人放水泡田,因为大春时节,一寸光阴一寸金,季节不等人,耽误了季节就会影响一年的收成。放水泡田了,堰塘里的水一放到田里,就必需有人去耕田,避免水又流跑了。耕板田是耕地中比较困难的一项。因为板田很硬,很板结,不象抄地、油菜田那样疏松,那样容易翻耕。同时,翻耕时,翻耕的泥土将田里的水搅浑后,看不见犁沟,容易将田耕花,使田里有的地方耕上了,有的地方就没有耕过。使得栽秧时,秧苗插不进泥土里,无法栽秧。也容易使田漏水、渗水。我知道后,就主动和文世虎一道去耕麦茬田。耕田时,虎头告诉我:“耕秧田时,先要将田埂边三犁土的地方翻耕两三遍,还要将去年糊的田埂土耕掉,才方便今年又糊田埂。田埂不糊好,一满田水一个晚上就会漏光。”

我一边耕田,一边将虎头的话牢牢记在脑海里。我还一边耕田,一边摸索,怎样才能耕田不漏犁,不耕花田。后来我发现,有规律地耕田,使泥土向翻耕的地方一侧翻倒,那一侧因有不断翻耕的泥土倒下,使水变得浑浊。而未翻耕过的地方水则是清洁的,透明的。如果泥土乱翻,田里的水搅浑了,就不好辨别了。另一方面,耕水田必需打赤脚。当赤脚踩在犁沟里,有又硬又滑又有一点疏软的感觉。而赤脚踩在麦茬子上,刚割的麦茬子会锥得你的脚板疼痛不已,就说明你已经将水田耕花了,耕漏了犁。

虎头还告诉我:“耕水田时,每块水田至少要耕两遍,一来是将泥土耕匀,耕细,泥土扒软了才好插秧。二来是犁头在田里多抹一道,可以将田里的裂缝抹平,抹光,减少水的流失渗漏。特别是遇见干旱时节,田里的裂缝可达一尺深,多耕一道田,就会节约很多水。”我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就一一将这些务农的经验之谈,牢牢地刻记在脑海中。自己耕田地时才好掌握,才不会出差错,才不会闹出笑话来。

水田一耕多了,坝子里、山坡上,到处都是水汪汪的一遍。泡田、耕田快,可栽秧就很慢了。栽秧首先就要扯秧,扯秧是妇女们的活。扯秧的妇女将小板凳放在秧母田里,赤脚坐在板凳上,两只手扯秧苗,扯好一大把后,将秧苗栓捆好,将秧苗根部的泥土掏洗干净。只能是青青的秧苗,白白的秧根,不能带有泥土。那时,每个妇女一天要讲扯了多少个秧,看谁扯得多,看谁扯得好。

秧扯好后,要有人挑到秧田里。挑秧的人不仅要将秧苗从秧母田里挑到栽秧田里,还要将秧一把一把地甩在田里。挑秧的人有本事,技术好,甩在田里的秧刚好栽插满那块田,不会多,也不会少。甩多了,栽秧的人要叫秧鸡子(挑秧的人)将多余的秧挑回秧母田。甩少了,栽秧的人要叫秧鸡子到秧母田去补秧。

栽插秧苗也是有技术含量的,有的农民一辈子都不会栽秧,只能当“秧鸡子”。栽秧要两只手相互配合好,左手负责拿秧、分秧,右手负责栽插。我看见他们将一把秧分成两半,一半夹在左腿腿弯里,一半拿在左手里。然后弯下腰,左手里拿着半把秧,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将秧苗两三苗分一支,右手接过左手分出的秧后,用母指、食指和中指将秧苗齐整齐,再用食指和中指将秧苗插入泥土中。不能用五个指头插“五爪秧”,插了,秧苗就会浮上水面。

我的手小,一把秧的一半拿在手里,左手指就无法分秧了。只得将一把秧分成三份,每次拿三分之一在左手,再进行分秧,插秧。由于我的手小,只能将三分之二的秧苗夹在我的左腿腿弯子里,感觉有一些不习惯,不舒服。可是,只有这样,才能也才方便栽插秧苗。

一开始,我不敢和大家一起栽大田秧,因为他们栽秧动作熟练,栽秧快。栽秧时你追我赶,栽得很快。如果你一个人动作慢了,别人就会栽到前面去,给你留下一条长长的水巷子,大家叫它“栳笕槽”。而且,由于是手工插秧,给你留下的水巷子(笕槽)不可能一样宽窄,使你栽插时很困难。我一开始栽秧时,就去栽插那些田的边边角角,首先要学会栽插秧苗,学会了才能熟练,熟练了才能提高速度,速度提高了才能到大田里去和大家一起栽秧,熟能生巧吗。能和大家一起栽秧了,不被大伙甩掉了,才能在大田里去为大家牵路子。也就是第一个在水田里为大家栽插秧苗做示范的人。这个人一要技术高,栽插的秧苗一横排五窝要整齐均匀,竖排的秧苗五排要笔直成五条直线,而且要田有多长,五排秧苗的直线就有多长。牵路子的人的栽秧速度还要快,要一般人不能超过他,不然,牵路子的人会被后面的人甩掉,成了“倒栳笕槽”,反而成了别人的话柄,成了别人的笑料。

我不会栽秧,才学习栽秧,速度自然很慢,只能补田边、田角。当我搞清楚了栽秧的要领后,自己就逐渐提高速度,高标准要求自己,尽量早一点和大家一起在大田里栽秧。当我几天后就能和大家一起在大田里栽秧的时候,生产队里都夸奖我栽秧学得快,秧栽得好。可我自己的目标却是要做一个牵路子的好手,要争取早日练成牵路子的高手。学栽秧十天后,我就大胆地开始下田牵路子了。一开始,我牵路子的速度比较慢,因为牵路子既要注意五竖排秧必须笔直的五条线,又要保持每一横排的五窝秧整齐一行。大家追上我后,为了不让我难堪,就停下来等我先栽走,待我栽到前面后,他们又跟着我在后面栽。后来,我的速度快了,将秧路子栽得笔直,得到了队里的肯定。因为一个生产队里,没有几个人能栽秧牵路子呢。

抢种抢收时节,我们割麦子、打麦子,耕田、耙地,栽秧子,挑粪点玉米,样样农活都干,完全成了生产队的全劳动力,主要劳动力。男人们做的活我们都能做。才开始栽秧时,我只能一个人慢慢地补田角,后来熟练了,也可以和大家一起插秧,一排插秧。再后来还可以一个人在前面牵路子,让其他人跟在后面栽秧。这时,我也有了年轻人的胜利感,成就感。我再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娃儿”、“学生娃儿”了。

十五、端阳节(作者:蔡运生)

端阳节到了,抢种抢收的“红五月”基本忙完了。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窗户边挂上了艾蒿和菖蒲叶。这是一种传统习俗,端阳节清晨,天还未亮,男人女人就悄无声息地起床,在事前看好的田边地角,或山坡上,扯回艾蒿和菖蒲叶,不能说话。回家后,将艾蒿和菖蒲挂在门前或窗户边。为的是辟邪,祛除瘟病灾害。艾蒿和菖蒲叶都是山乡里最常用的中草药,生疮害病都离不了。这种习俗,“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六六年、六七年停了两年,以后就又兴了起来。因为缺医少药的山乡农民,谁家能保证不生疮害病呢?

有的女娃儿、小媳妇,端午节前,在中药铺子里买一些香粉,再买一些彩色丝线,用布角、丝线做一些香包儿,用来送人或挂在自己胸前,既是好看的饰品,又能辟邪辟蚊蝇。

家家户户还要准备雄磺酒,端午节,男人、老人们都要喝雄磺酒,女人们都要给小娃儿额头上、脸上、手心、脚板心上涂上雄磺酒,用来辟邪保平安。

这时,父亲带着眼镜,拄着一根棒来到我这里。他的突然到来,让我又惊又喜,他不是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改造吗?怎么来到我这里了?看见一直刚强的父亲一下子苍老的面孔,稀疏的额头,消瘦的身体,一种不祥的感觉立即涌向我的脑海。我忙让父亲坐在床上,给他端来开水,让他先喝了热开水,才小心地问他:“爸爸,您怎么来了?您没有在干校了?您怎么这么消瘦?”

父亲这时缓过精神,高兴地说:“我得了白内障,需要到成都治疗,他们不懂得医疗,干校无法报销医药费,就让我回学校了。这一下,我再也不到干校了。‘祸兮福所倚’。我准备在这里多住几天,让生产队、大队都知道,你不是‘黑五类的狗崽子’。我已经回中学了。”

我心中深深地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害怕因自己的遭遇而伤害、连累了儿子的一生。我忙解释说:“生产队对我们很好,没有将我们当‘狗崽子’看待,我现在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力,又是出纳员,您就放心好了。您的儿子到哪里都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父亲听了,开心地笑了。我忙到自留地里摘了番茄、茄子、青辣子、四季豆、白菜等一大抱新鲜蔬菜。又拿出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蒸了一碗鸡蛋,炒了四个菜,正准备吃饭。院子里看见我父亲来了,这家端来了新麦面馍馍,那家端来了新麦面饼饼,还有一碗碗时鲜蔬菜。

父亲看着这么多饭菜,流下了眼泪,出口长气,说:“你长大了,我也放心了!”。我知道,作为父亲,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有能耐,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比别人过得好呢?

饭后,我一边洗碗,一边告诉父亲:“我干脆请几天假,送您到成都去看病。”

父亲摇摇头,说:“你有你的生活,你以后还要出去,还要工作,不能因为我,耽误你以后工作。我要回学校,过段时间,再到成都去治病。”

听了父亲的话,知道父亲不愿意因自己而连累我,心里真是酸甜苦麻辣,五味齐翻滚,有说不出的难受。

父亲看见我心情沉重,就自我安慰地说:“你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对革命贡献多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一点算什么?”

听了父亲的话,我的心里好受多了。

晚上收工回来,我正准备做饭,看见父亲已经给我煮好了,心里多了几分对父亲的感谢。这是我下乡以来,很久没有吃这么早的晚饭了。晚饭后,父亲给我讲诉五七干校的生活,早上五点多起床干农活,七点半钟吃早饭,上午开批斗会,一点吃午饭,下午搞劳动,晚上写检查材料、揭发材料。一些老干部、老局长,多年没有参加过劳动,没有吃过苦,一天到晚被批斗得死去活来,有一些还寻“短见”。父亲是因为工作上各方面干得很出色,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说他有“十个全县第一”,什么英语口语全县第一、唱歌全县第一、会计业务全县第一、双手打算盘全县第一、书法全县第一------甚至钓鱼也是全县第一。就怀疑他的能力是哪里来的,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进了“五七干校”。因为只是怀疑,没有任何依据,所以对他管得松一些。因为里面生活很差,他得了白内障,需要治疗和报销医疗费,干校报销不了医疗费,就干脆把他退回学校。

父亲住了三天后,拄着棒,要回学校了。我和院子里的人都去送他,他拉着我的手说:“记到,人活着要有希望!做任何事情,都要尽心竭力做好!”。

父亲拄着棒走了。我看他越走越远,但他走得是那样自信,那样刚强,那样满意。我心里默默地说:“爸爸,请您放心,您的儿子不会给您丢脸!”

十六、小春分配(作者:蔡运生)

生产队会计到公社开预算会议回来。晚上开会,向大家公布预算方案。我们队今年小春分配,人均口粮161斤,劳动日值4角分。大家立即议论起来,有的在算自己要分多少粮,要分多少钱;有的嫌粮食分得少,有的嫌钱分得少,都盼着多分配一些。会计向大家解释说:“大家要知足,要晓得今年小春分配比去年好了一些。今年我们又是全公社分配最好的队,有一些队,粮食才分六七十斤,钱才七八分钱一个劳动日,还不够买一包‘经济牌香烟’(经济牌香烟是当时最便宜的香烟,八分钱一包。)我们今年已经算是全公社、全区最好的队了。”会计又公布了全大队的分配情况,大家听了,都不再议论了。

队长讲话了,他要大家学习大寨,多出工,多出力,生产搞好了,粮食多了,分配也就好了。

会计和我对帐,准备分配了。我将分配表拿来一看,发现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家庭都是个子人,全家都参加生产劳动的家庭,分配就高一些。一些家庭,七八个娃儿,加上老人和大人,十一、二口人,只有两口子一个半劳动力,当然分配就不好。很多都“倒找”,有的几年累计“倒找”上千块钱,无力偿还。当时,几千元钱是很大的数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对于一个家庭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二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印制在分配表上的。国家要求分配一般要按三七开的比例进行分配,即人头口粮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这既照顾缺少劳动力的人家有饭吃,又让劳动力强的人家能多分配一点,以调动生产积极性。可是,公社开分配会议,却统一按照二八开分配。也就是,人头口粮占八成,工分粮占两成。这就缩短了各家各户的差别,使有劳动力的家庭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吃的口粮都差不多。使人口多的家庭粮食分配多,倒找也多。而劳动力多的人家口粮又不够吃。有劳力的人家也就不愿意出工出力了。这实际上是在搞平均主义,也就是促长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打击了出工出力的人家,促长了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这是不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的。我当时就向会计提出了这个问题,会计苦笑着说:“在会议上,我们多数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可是,公社辅导会计在会议上讲,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国家要求是按三七开分配。大家都知道。可是,地区和县里根据我们山区粮食产量低,分配差的情况,要大家都有饭吃,不能饿肚子,更不能饿死人。原则上都统一按二八开分配。听了会计的解释,我也无语言了。

小春分配了,有粮食吃了,大家虽然意见不一,各有看法,但总是在往家里背粮食,大家心里多少有了一些安慰。

十七、卖公粮(作者:蔡运生)

我自留地里的玉米齐唰唰地长起来了,长得有一人多高,象一堵高墙,稠密得不透风。看看就要抽穗扬花了,我急忙按照书里讲的要施攻包肥,将草木灰撒在地里,施在玉米根上。待玉米黄壳壳时,我的早玉米每一棵都长出象牛角似的玉米包包,每个有一尺多长。那些老农民看见了,都说:“这娃儿还有几刷子,看不出来多少还有点儿明堂。”他们再也不说我收草草了。我扳了玉米,立即砍掉玉米秆(当地的传统习惯是等待霜降以后,玉米杆已经枯干后,才将玉米杆砍掉。),将东倒西歪的黄豆苗灌了一遍,又将黄豆刨上厢,促进黄豆多晒太阳,多进行“光合作用”,希望能多开花,多收一点黄豆。

文明德大爷看见了,笑着说:“看来你这娃儿是还有几刷子,有点儿本事。”我说:“这都是书里写的,我只是按书里写的办。”

“交公粮啰!”,生产队长大声吆喝着安排生产。早玉米晒干后,队长就早早地安排交公粮。公粮交得早,价格上要高一点,队长还能受表扬。那个时代,交“公粮”,卖“余粮”是每个生产队都必需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种政治任务和使命。交“公粮”是“皇粮国税”,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给国家交农业税。国家当时完全是农业大国,依靠农业税收来支撑国家机器的运行。卖“余粮”,就是向国家交售自己吃不完,用不完的剩余粮食。其实,这也是国家强制下达的,必需完成,而且必需超额完成的政治任务。国家干部、工人、学生、军队要粮食吃。抗灾,救济也要粮食。每年下达的“余粮”任务都是“公粮”任务的两三倍。

我们生产队在公路边,可当时没有汽车运输,全县听说只有两台“二七”拖拉机。一切都要靠肩挑背兜背。我们队里家家户户都自己做有“鸡公车”,有的人家还有两架。这“鸡公车”用处可大了,生产队交公粮、卖余粮,改土、修水利推土、推石块,私人卖柴草等等,都离不开它。“鸡公车”一车能推几百斤,远比人背人挑多多了,速度也要快一些。

推鸡公车也不是一个简单活。鸡公车只有一个独轮子,推车时两只手一定要将两个车把掌平掌稳。稍有偏差,鸡公车就会翻倒。推时,两条腿不能象往常一样走一条直线,必需两条腿叉开,走两条线。走路时一定要使身体平稳扎实,不能左右摇摆。不然,鸡公车也会翻倒,甚至会将鸡公车架子崴烂。我们都学会了推鸡公车,并且每次能推两大麻袋粮食去汉德区粮管所卖。两麻袋粮食就是一百八十斤左右,装多一点有两百多斤。

我们队四十多架鸡公车推了十六里路,一起将粮食首先运到汉德区粮管所。粮管所当然高兴了,他们仓库里早就没有粮食了,全站人员都来给我们风粮食、过磅、入仓库。因为队长、会计到公社开会,我就留在后面结帐开票。开票时,粮站站长告诉我,上面指定要来调运两吨黄豆,可我们仓库里没有,你们队如果明天马上给我们运来几吨黄豆,我们出高价收购,还抵今年的任务。

我听了高兴地说:“说话算数,一言为定。”回队后,我将卖黄豆的事情告诉队长,队长也很高兴,第二天立即将黄豆卖给了粮站,价格也卖到了一角二分。要知道,当时的大米出售价格是八分三,黄豆的售价是九分五厘一斤。队长、会计都很高兴,说我会办事情。

买完黄豆,在回队的路上,我们看见路边荒草坪中,野草在不停地摇动。我们都警惕地放下鸡公车,捡起石头,去看个究竟。原来是一条近两米长的大蛇在荒坪中乱窜。尤平安飞起一石头,砸伤了蛇。文世虎看见了,说:“那是乌梢蛇,莫要打。打死了不好!”

尤平安说:“见蛇不打三分罪!”

文世虎说:“那是无毒蛇。”

尤平安说:“这么大的蛇,容易把人吓倒。再说已经打伤了,不如打死算了。”就几石头砸在蛇的头部,蛇尾弯曲着摇摆了一阵,死了。

我看见蛇已经死了,就提起来放到鸡公车上,笑着说:“今天打牙祭,改善生活。好久都没有吃肉了,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了。今天打平伙,好好吃一顿!”

文世虎大声说:“蛇不能吃!我们这里不兴吃蛇。你们打蛇就已经不好了,犯了忌讳。你们现在还要把蛇吃了,你们是错上加错,是犯了我们的大忌讳了。”是啊,那个时候,农民一年四季也不容易吃上一顿肉,知青吃肉也很困难。一些知青就下河沟里、堰塘里去捉鱼、捉乌龟、捉青蛙、捉蛇吃。当地农民不会吃鱼、吃乌龟的,只把它们抓来放生。更不会吃青蛙、吃蛇了。

我们可没有那些忌讳。回到队里,尤平安喊来伍秀蓉。我将蛇皮挎掉,洗干净。伍秀蓉上灶煮红烧蛇肉,煮得满院子都是香的。我们有快半年没有吃肉了,吃这蛇肉仿佛比那山珍海味,比那龙肉凤肉还要鲜美,让我终生难忘。

十八、同学来信(作者:蔡运生)

季卫民从老家山西吕梁山区又写信来了,他告诉我,他回老家后,就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他在队里是有文化的人,全村里只有他一个高中生,就让他搞农业技术。以前在学校里,我们就爱搞农业科技试验,搞粮食优良品种制种试验。曾经做过小麦的优良品种杂交的“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试验,只是当时学校里没有检验的手段,没有办法检验出效果来,又因学习任务重就放弃了。生产队里要季卫民搞棉花优良品种试验,他又喜欢搞饲养牛羊的“紫花苜蓿”试验,就搞起了两种试验。

他还告诉我,他回老家后,有他舅舅照顾,可他舅舅也有一个家,不能长久照顾他。他一个人远离家庭,远离父母,远离同学,感到非常孤独、寂寞,夜里常常悲伤流泪。他舅舅按照当地的习俗,在他回老家不到一年时,就让他与一临村女孩结了婚。他现在就要当爸爸了。

我看了来信,脑海里立即象被大棒猛打了一下,人立即懵了。他不想出去工作了吗?他有了老婆、娃儿,以后还能出去工作吗?难道他不想去当工人或到科研部门去搞科研,要一辈子在生产队吗?他的理想可是当个农业科学家呀?他的父母亲就没有帮他考虑一下吗?没有为他的前途想一下吗?我脑袋里突然糊涂了,乱七八糟的,好象空白一片。我们的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前途怎么了?国家真的没有发展了?国家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不甘心!我不相信!中国几千年打打停停,分分合合都过去了,现在决不会没有希望。地球还是要转,中国一定会前进!我一下子想了很多很多,想得人天花地乱,天昏地暗。摸不着白天,也摸不着夜晚。连着那几天,我的思想完全飞出了我的人体躯壳,将所学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都在脑瓜子里梳理了一遍,又把自己十九年的经历也梳理了一遍。世界的趋势、中国的趋势都必然要发展,要前进。可国家主席成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各级都是资本主义当权派把持着,曾经的学生只有全部下乡当农民?我不敢相信,我不愿相信!我不能相信!我迷茫,我惆怅,我完全不知道了东南西北,不知道上下左右。

院子里有人说我:“这娃儿有问题了,是不是碰倒鬼了?咋个一下子神神喀喀的。”我想不明白,我想不通畅,我藏在铺窝里哭了不知道有多久。

我爬起来,在屋子里放声大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毛泽东。迷路时想您有方向,黑夜里想您照路程,黑夜里想您照路程。------”我返复地唱,大声地唱,拼命地唱。唱得人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了,才想起好久没有吃饭了。煮好饭,吃完饭后,又拿出口琴来,拼命地吹了很久。

也许是竭斯底理,彻底地发泄了以后,心里有了一些莫明的解脱,有了一些空虚的松动,头脑开始逐渐地冷静了下来。细想一下,自己不过是一个小老百姓,一个下乡知青,而且是几亿人中的一个,几千万中的一个。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那么多都被打倒了,你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能忧国忧民?能改天换地?也许找到了一点儿自我解脱的理由,心里宽松多了。要有机会报效国家,首先自己要有一个好的身体,自己都没有了,怎么谈得上报效国家。想不通,看不顺的事情就暂时不要去想,不要去看。卫民的信件也暂时不要去回。

院子里见我安静下来,都放了心。小娃儿们又跑过来,来我门坎上爬着,说:“才哥儿,你唱的歌好听,你吹的口琴更好听。”他们哪里知道,我的心里好苦啊!好累啊!

我想起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人不能没有希望。”,是的,我是有理想的,有希望的。国家是要前进的,要发展的。年青人要在国家前进和发展中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才智。国家一定会发展,会前进的。我要振作起来,面对现实。

十九、当泥瓦匠

秋收秋种以后,队里几家人提出,有几年没有翻盖过房子了,他们的房屋都漏雨了。要队里安排人手做一些瓦,烧好后买一些添盖房子。因为队里有瓦窑,有瓦匠老师和掌火匠。经过全生产队讨论通过,大家一致认为,烧瓦可以提高劳动收入,又可以解决社员房屋漏雨的实际问题,一举两得。一致支持。队长立即安排大家到大田湾去踩瓦泥。

我们几个小伙子将大田湾深耕了几遍,捡除里面的石头、瓦块,又放水耕耙了几遍,然后让队里几十个人各牵一头牛,将泥土踩烂踩熟。踩了一天半,踩得泥巴不粘手了,才用钢丝弓将泥巴打下,砌成泥墙,准备做瓦。

我知道,做瓦、烧窑都是技术活,就主动提出要学做瓦。队里当然同意,因为那时候,做砖做瓦都是手工去做,而且做砖做瓦都是冬天寒冷时节,天寒地冻,冰霜大雪天做砖瓦,谁也不愿意做。连那些老瓦匠都不愿意做瓦。

队里安排文绍友教我做瓦,他先借给我一套工具:瓦桶子、瓦衣子、瓦掌子、瓦盆子、瓦弓子,还有钢丝泥弓子和泥推子。一套工具还不少呢。

队里安排了二十个人搭瓦蓬子,砍了几十根桤木树,又用稻草打了一百多条茅扇。用桤木树绑成人字架,在人字架中间绑上树棒作横梁,将人字架在横梁上绑连成一长排,成了二十多米长的一个大蓬架子。再用树将人字架两边横着绑几层,然后再将茅扇绑在大架子上,瓦蓬子就做成了。瓦蓬子能遮风蔽雨,挡住霜雪,使泥瓦不被霜雪损坏。烧火匠文绍友带着三个瓦匠和我,爬上人字架,正在绑横树梁,下面有人喊:“蓬子垮了。”我一听就立即喊:“老师们,快跳!”就一跃跳下了蓬子架。我刚一落地,就看见蓬子轰的一下倒了,其他人都平安无事,唯独把烧火匠文绍友砸伤了,他脸上、手上都是血。那时候,乡下缺医少药,我急忙将文绍友搀扶到我家,拿出我平常准备的外用纱布、胶布、碘酒、消炎粉等,给他包扎了伤口,又给吃了消炎药。他连声说谢谢。

蓬子重新搭好盖好后,四个瓦匠和我才开始踩墙头子。踩墙头子就是每个做瓦的人,先要用踩好的泥,踩一条四尺长,一尺五宽,四尺五高的一条泥墙。泥墙要踩踏实,不能有空穴。泥墙要成扇形,要刮光刮平。

做瓦是一个脏活、累活。一天到晚拿泥巴,一身上下都是泥,都是泥水。遇见寒风裹着霜雪一吹,手脚和脸都裂出许多血口子。做瓦也是不容易的技术活,泥墙踩好后,首先要将泥墙刮平刮光,再将泥墙用钢丝弓打削成扇形。正式做瓦了,用泥推子推切出一片泥片,将泥片用双手拿起,贴在瓦桶子上,又用瓦掌子沾水将泥坯紧紧地拍打在瓦桶子上,用瓦掌子沾水将泥桶子抹平抹光,再用瓦尺子将泥桶子多余的部分切掉。扔掉多余的部分后,就连同瓦桶子和泥桶子提到晒场上放好,取出瓦桶子和瓦衣,让泥桶子在晒场上吹晒。又将瓦衣套在瓦桶子上,又继续重复做瓦。

做瓦有几个难处,一是一般人将泥片拿不起来,泥片又扒又软,拿不上手。更不容易拿上瓦桶子。梢不留意,泥片就烂在手里。二是泥片要在瓦桶子上贴紧,揉踏实,使泥桶子不变形,瓦才不变形。三是要用瓦掌子沾水将泥桶子抹平抹光,以后的瓦才能光亮好看,才不漏雨。

我一开始就将泥片拿不上手,更拿不上瓦桶子转盘,越用劲越拿不起来,梢一使劲,泥片就烂了。看见文绍友他们做了七八个泥桶子了,我一片泥都拿不起来。越急越拿不起来,就干脆看他们做,看他们怎样拿泥片,怎样拍打,怎样揉打,怎样抹光。足足看了一个上午。下午自己才摸索着做瓦。原来,泥片不能用手指去拿,只能叉开十个手指去捧。如果泥片扒了,两手捧着困难,还要依靠人的腹部栓围腰子的地方,帮称着将泥片捧上瓦桶子转盘,才能做瓦。才开始,我一天又忙又累,才能做三四十个泥桶子,还搞得满身是泥。后来熟练了,一天做一百几十个泥桶子,还轻轻松松,干干净净。

做泥桶子时,不时还要将你前面晒的泥桶子用手圆一圆,太阳晒得不均匀,泥桶子容易变型,就会出现废品。每天放工前,都要用茅扇将泥桶子盖好,避免大风、霜雪损坏了泥桶子。每天开工前,又要将茅扇揭开,好让泥桶子晒太阳,便于泥桶子早点晒干。

泥桶子晒干晾干后,又要搬到瓦蓬子里去阴干阴透,然后才能拍成四片,成为泥瓦。泥瓦集多了,够装窑了,就能装进瓦窑里进行烧窑,经过煅烧后的瓦才能是生活中常见的青瓦。看起来极普通极简单的一片青瓦,却要经过很繁琐的劳动和工序,一点也不能马虎。

进入1月,我们这里天天都刮四五级的北风。那平地上,那草丛中,那山坡上,到处都被雪白晶亮的白霜打压着。气温下降到零下5、6度,山顶上那苍绿、墨绿的苍松、翠柏树,也被霜风染成了灰白色的一遍。那阔叶的桤木树、青冈树、麻柳树等,早已脱光了衣服,只剩下干枯赤裸的枝干在寒风中颤抖。一些怕冻的蔬菜如莴笋、白萝卜,都被霜冻打得象被滚开水烫煮过似的。

我们仍然每天都要到瓦场里去做瓦。因为经常要踩做瓦的泥墙头子,我的脚后跟早就裂开了许多血口子,脚的大母指盖边也裂开了血口子。两只手的关节上多数也裂开了口子,梢一使劲就会流血。我看见老农民都是在烤火时,烧一个芋子,然后将烧扒的芋子浆,糊在脚上裂缝里。我想不出这里面的道理,就每天晚上洗脚后,将药用胶布粘在裂缝上,这样还能解决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疼痛。

天冷了,出工的时间自然就黯了一些,短了一些。每天,几个瓦匠和大家一起出工,但瓦场子里只有这几个瓦匠,他们一到瓦场子,就先烧一堆火,先烤烤手脚,待身体暖和了,再动手做瓦。自然,天气冷,时间短,每天做的泥桶子也就少了,有时只有往日的一半。生产队长也知道,这么寒冷的天气,只要有人在做瓦,也就很不容易了,不需再去催他们。

今天开始要装窑烧瓦了,我心里很高兴,这一下终于将瓦做完了,不用再在泥里、水里干活了。并且,烧窑又是一种新鲜活,如果能学会,以后又是一门手艺。要知道,多一门手艺就多一条路,我心里乐滋滋的。

清晨,一出院子,看见漫山遍野都是一遍白色。那麦地里,那油菜田里,那山坡上,那树林上,到处都是一遍白。大雪将世间的一切都覆盖了,只剩下它那雪白、晶亮,象棉被似的白色世界。老农文明德一出门,看见满山遍野的大雪,就高兴地说:“下得好,下得好,大雪兆丰年,明年一定是大丰收年!”说真的,下大雪天,比打霜天天气暖和多了。我触景� ��情,一边走,一边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的京戏来。“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望飞雪,满天舞,巍巍群山,披银装,好一派北国风光------。”

全队的人全都集中在瓦场上,烧火匠文绍友要我们五个做瓦的,一人选四个人做帮手装窑,其他人都去砍柴、背柴,准备烧瓦。队里有一个扇子窑,它和一般的圆窑有什么区别我一直都未弄懂。装窑也是一个技术活,瓦要一叠一叠地装好,重好,又要留出火路子,让土胚泥瓦能受火均匀。我就一边看别人怎样装,自己也学着装。尤平安当然是我的帮手,他一边给我递瓦,一边小声问我:“你们做瓦累吧?”我伸出裂满口子的双手给他看,又将双脚也给他看了,他同情地说:“看来我们都一样,我们整天改土抬石头,修公路砸碎石,手脚全都被霜风吹裂了很多血口子,可能是今年特别寒冷的缘故。”

窑装好后,文绍友又安排人烧窑,要每个瓦匠带四个主要劳力烧窑,一天三班倒,不能熄火。我也想学习烧瓦看火、掌火,文绍友坚决不让。我当然不懂其中的奥妙,觉得文绍友和我平时关系很好,也能互相帮助,就一定要他教我掌火。可他跟本不同意,还有一点要反脸的表情,我真搞不懂。后来悄悄问瓦匠,他们才告诉我:“烧火匠掌火,一窑要另外给他拿六七十块钱,外地的要一百块钱。你要学会了,他的饭碗就砸破了,他以后就没有钱挣了。手艺人,过经过脉的手艺都不会告诉你的。有很多师傅都不愿带徒弟,害怕徒弟带出来,砸了师傅自己的饭碗。”我又懂得了一点做人的道理。

那个年代,每年冬天,每个人民公社社员都必需给国家完成5至10个义务工。我们住在公路沿线,义务工就是每年参加修公路,或者给公路砸片石,砸碎石。尤平安和伍秀蓉每天要跟着大家一起砸片石,每天还要和道班的一道去收片石,计算片石碎石的立方。道班的工人总是希望我们多给他们干一点活,多给他们砸一点碎石,他们平时才有材料修补公路。尤平安是一个做事很认真的人,计算立方总是要计算到小数点后三位数。收方的工人有意见了,不同意那样计算,就和他争吵起来。尤平安可能觉得自己的计算是正确的,又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当然理直气壮,非要争辩出是与非来。还说:“你们是工人阶级,你们是老大,你们不坚持原则,总想占贫下中农的欺头,太不象话!”那个养路工人讲不出多少道理,就要动手。队长知道了,忙着前去制止。好多人才拉开了他们,可他们还各不服气。队长找到陆班长,陆班长叫走了工人,又向尤平安道了歉,他还说:“我们道班,一直和队里关系很好。我们的一些大的工程,都交给队里在做,工程款从不拖欠。你们队里的小才,也是我们的朋友。”尤平安见陆班长来道歉,也就平静下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