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大招工停了（蔡运生）
也许是县里搞了武斗，也许是其他原因，外地的招工组全部撤走了，不再在县里来招工了，使下乡知青又一次陷入了失望的困境之中。作为只有近四十万人口的边远贫困山区县，县里没有国营大厂矿，两三个国营单位招不了几个人，近万的知识青年向何处去？他们的出路在何方？他们不知道，他们也找不到。他们迷茫，他们惆怅，他们苦闷，他们望眼欲穿，他们撕心裂肺，痛不欲生。
社会上又流传出了，“大招工已经停止了，现在没有出去的知青，只能在农村安家落户了。他们都是‘家庭出生’不好，父母亲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子女了，不可能参加工作了。”这样的传言在社会流传甚广，使当时还在农村的知青，思想上打击太大了，政治压力太大了。使他们在农村，在生产队里都抬不起头来，更不要说在同学中、在后来下放的知青中了，处处都象低人一等似的。当时的“家庭出生”和“政审材料”，可以决定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前途和命运，还会波及到你家的子孙和家族。当时的政治环境，政治攻势对于每一个人，就象大石头碾磙碾一粒菜籽，不，更象巨型压路机对于一只小蚂蚁，那政治压力太大了，根本无法承受，没法抗拒。
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县里手工业管理局下属的单位来招收工人了。手工业管理局是管理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也就是自负盈亏的集体所有制小单位。有农机厂、铁器社、建筑社、服装社、手杖社、日杂社、制鞋社、石灰厂等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小单位，就象成都、重庆等大城市中的街道小厂一样。因为社会上早就传说大招工已经停止了，外地招工组全都已经撤走了。县里的几个国营单位也招工结束了，现在只剩下县里的集体单位和集体商店招工了，招完了就停止招工了。听了这些传说，我心里更加着急，可以说是整天惶惶不可终日，成天坐立不安，坐卧不宁，如坐针毡。自己从未与这些集体所有制单位打过交道，一个人也不认识，又不愿意为这事惊动父母亲，再给他们增加思想负担。可是，如果再错过了这个机会，自己就只能继续呆在农村里了。继续呆在生产队里，光是搞生产劳动并不可怕，可是那时，人言可畏啊，人言可以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可以毁灭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那政治压力必然将我们压得粉身碎骨。谁能抵挡得了那时的政治压力呢？
是啊，同一个大队，同一批‘老三届’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五个成都知青已经走了两个，十四个本县的知识青年中，也走了伍秀蓉和许文辉。许文辉的父亲是县里手工业管理局下属的建筑社的石工，也就是打石匠（县建筑社有石匠、木匠、泥水匠、油漆匠等）。石工的成分也是工人，也算是县里少有的无产阶级之一。加之许文辉的舅舅又是生产队长。他那次和我一起填的万众机械厂的招工表，因他的成分是工人，又有他舅舅的支持，自然就顺利地去了万众机械厂。而我却被刷了下来。我没有走，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议论和猜疑，在背地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没有办法，我只有忍气吞声，强打精神，“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这时，又传出有一个知识青年，因为几次招工都未能出去，他对招工出去完全丧失了信心，丧失了希望。加之青春年少，孤独寂寞，苦闷艰辛的知青生活使其对前途完全绝望了。他开始破罐子破摔，自己放纵了自己，跟着社会上一些青年一道，跟生产队里、大队里、甚至附近大队的一些农村女青年公开谈恋爱，耍朋友，暗里同一些农村小媳妇、女青年乱搞乱睡。使全大队、全公社都知道了。老百姓都相互传说，知识青年在农村里表现很差，到处乱搞男女关系，乱睡女人。好事不出名，坏事传千里，原本一个人干了坏事，却说成了知识青年，给知识青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真是“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饭！”。
四十八、只有到农机厂（蔡运生）
一天上午，快十点了，我们正在公路边上耕抄地。有两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在公路上走，看见我们在耕地，就大声问：“你们这里有下乡知青吧？”
文世虎也大声说,“我们这里知青多的是，你们是不是来招工的？要招几个知青？”
他们说：“我们想到知青家里找一点开水喝。”因为那时，农村家庭一般都没有温水瓶，没有开水，要喝水家家都是舀一瓢冷水喝。知青家中一般才有温水瓶，有开水喝。
文世虎就对我说：“你回家给他们到开水去。”
我一边请他们喝水，他们一边向我讲他们的事情。原来，他们是县里农业机械厂派出来招工的，农机厂这次要招收二十八名工人，他们已经招收了五十四人填写了招工表，回去后还要政审、体检。准备从中只挑选招收二十八人，因为上面只给了二十八名招工指标。这是他们近几年来第一次招工，也是招收最多的一次。他们喝着开水又说：“我们今天是从汉德公社回县城去，一路走得渴了，才来找开水喝。”
他们又问我：“你下乡几年了，家在哪里，什么文化程度？”我如实地告诉了他们。
他们看看我，说：“你是剑川中学的教师子弟？是高中生？”
我说：“是啊。”
他们说：“你既然已经当了三年知识青年了，就干脆到我们厂里来。我们这次填表的都是初中生和小学生，还没有高中生。”
我说：“我又没有填表，怎么去呢？”
他们说：“这个容易。”立即拿出招工表。
对我说：“你填好表后，拿到公社去盖上公章，再交到厂里去。”
我立即说：“我们这里还有一个知青，也是高中生，可以给我们两张表吗？”
他们相互看了一下，都点头说：“可以啊，你们填了表，盖了公章，我们还要政审，还要体检后，才正式通知你们。这是招工的程序，你们都是知道的，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多收几个高中生。”他们又给我一张招工表后，就要走了。我高兴极了，一定要留他们吃午饭。他们坚持要走，并说：“我们出来招工已经很久了。厂里已经通知我们，要我们快一点回去，厂革委要研究工作。”说完，他们就走了。
他们走后，我一下子高兴得跳起来。前几天，我为了招工的事情还着急上火，而且又苦于四处无门，摸不着头脑，找不到门路。听说一些同学，特别是一些女同学，知道大招工将要结束，这是最后一批招工指标了。就不顾一切地托人，拉关系，请客，送礼，什么手段都用上了。只要能招工出去，哪怕是当泥水匠，当石匠，当小炉匠，只要能回城里，什么工作都愿意。
因为大家都耽误不起了，这次招工停止后，不知道何时又才能再招工，这遥遥无期的下一次招工，谁又敢保证能招收自己呢？再说，继续在农村搞生产，那政治压力，那思想压力真能将你压疯，压出精神病，压得你粉身碎骨，那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啊。而且，我们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老三届的第一批知识青年，小的已经二十一二岁，大的已经二十七八了。青春年华耗不起了，再一晃就要进入中年期了。这就逼迫一些人，挖空心思，不策手段地拉拢招工的，千方百计要招工出去。难怪那次特殊钢厂招工，听见一个成都女知青说：“只要他们把我招出去，哪怕让我给他们扫地、擦桌子、看大门都行。”已经到了这种田地了。
我想，县农业机械厂，算是县里最大的厂了，也是手工业管理局下面最大的厂矿。它是五十年代，县里建立的生产农业机械的地方国营工厂，可以生产各种农业机械，有很多机床。它比县里其它任何厂矿都大，机械化程度都高，算是“真正”的工厂，其它都是“社”。当很多同学都在为进“社”而到处奔波，搅尽脑子，施展手段时。而我，却从天上掉下来这样的好事，怎么能不高兴呢。
我立即跑去找尤平安，见他正在和大家一起，在油菜田里薅草。就大老远喊他，“尤平安，赶快回家，有重要事情！”
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事情，扛起锄头边走边问我：“有甚么事情？把你高兴得。”
我故意慢条斯理地说：“你先请了客，我再告诉你。”
走到他家，我立即催他：“你赶快做饭，吃了饭，我们去办大事情！”
他说：“你不告诉我，我哪里知道什么事情？”
我立即将机械厂招工的事情简单告诉了他，他也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能错过。两人草草煮了一点面，吃完后，就立即走山路，往公社跑。
来到公社，看见公社办公室里，坐着那个曾经叫尤平安代课教书的公社负责人，我小心翼翼地叫了一声：“主任，请你给我们盖个公章。”
他将我们看了一眼，又看了两人的招工表，没有说话，就拿出公章，在两张招工表上盖了章。
我当然很高兴，立即向他说：“谢谢了！谢谢了！”就伸手去拿招工表。
那位主任突然先伸出手来，将尤平安的招工表抽出，放回办公桌抽屉里。我一下子惊呆了，立即意识到，他这是在打击报复尤平安。尤平安那次不服从他的安排，不去代课教书的事情。我非常气愤，一手抓起我的招工表，另一只手在他还未来得及关抽屉时，将尤平安的招工表也抓了出来。我还未等尤平安和那位主任反映过来，就喊了一声：“走！”立即冲出办公室，尤平安也跟着我跑出办公室，跑出公社。我们立即沿皇柏大道向县城跑去。
尤平安一边跟着我跑，一边问，“这是怎么哪？我还没有搞清楚？”
我一边跑，一边说：“他给我们盖了公章，又将你的那张表抽出来，放进了他的抽屉里，不让你到农机厂。”
尤平安这时才恍然大悟，气愤地说：“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坏，在关键的时候却来这么一手，我恨死他了。”
我说：“你前次不服从他的安排，不去代课教书，跟他闹了一架，种下了‘祸根’他把你记恨在心里。你要找他了，给了他机会，他自然要狠狠整你啰。伍秀蓉前次就劝告过你，要你向他道个欠，赔个不是。你一直没有，这次就爆发了。”
尤平安听了，说：“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他还要整我，这是公报私仇，是打击报复。那次伍秀蓉推荐工农兵大学，也是他给换了的。这样的人还能在公社当领导？还能搞好工作吗？”。他还不依不饶地说着，思想里一直弄不通，转不过弯来。
到了县城里，我们首先到县农机厂，找到那两位负责招工的师傅，将招工表交给他们。他们看见已经盖好公社的公章了，笑着说：“你们回家等着，几天后就要通知体检了，不要再回生产队了。”
我们听了很高兴，就盼着通知早一点下来。
在家等了六七天，我都一直没有盼到体检通知。我觉得奇怪，准备到厂里去打听一下。走到街上，一位同学喊住我，问：“你是不是到建筑社去体检的？”
我说：“我是填的农机厂的招工表，是等农机厂体检。”
他说：“农机厂早就体检过了，连铁器社、服装社都已经体检过了，现在只是建筑社正在县医院搞体检。”
我听了他的话，又象被人当头一棒，脑袋瓜子里嗡的一声巨响，长久响过不停。我站在那里，不知道站了多久，只觉得脑子里嗡嗡嗡地响个不停。不知道站了多久，也不知道那个同学何时走的，只觉得有一些天璇地转，人将要飘浮起来了一样。但是我知道，这个时候，我一定不能含糊，不能再次错过这最后的机会。我要主动出击，要主动去找出路，去想办法。我自己分析，工厂是主动提出要招收我们的，一定不是工厂的问题了，那是为什么呢？思来想去，我估计又是“政审”的问题了。那“政审”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我父亲不是早就“解放”了吗？就算是有问题，难道连进县里的集体所有制工厂都不能够吗？我不相信，我一定要去找他们，我已经豁出去了，决定孤注一掷，哪怕撕破脸皮，哪怕一辈子待在乡下，我也要搞个水落石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思前想后，决定找学校革委会。学校革委会办公室的一位教师告诉我，教师的档案材料在县文教局，全县所有教师的档案材料都在那里。招工政审材料也由县文教局出，包括教师的调动，教师的任用，子女的安排，子女的招工，都由他们文教局负责。原来我又找错了庙门。
我又立即跑到县文教局里，看见文教局办公室里，一位老同志正在写东西。我就站在一旁等待，一直到他将东西写完了，将笔收好了，他才问我：“你有什么事情？”
我报上姓名后，说：“请问一下，我的父亲究竟政审有什么问题？”
他惊讶地说：“你父亲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没有说过你父亲有什么问题。你是听谁说的？你父亲的情况我很清楚，我去作过调查。”
我说：“我父亲政审没有问题，可我连县里集体所有制农机厂都进不去，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位老同志想了一下，说：“你不是到广播转播台去了吗？后来特殊钢厂、万众机械厂都来招过你，我们让他们先将你带走，我们有空了给他们补政审材料去。”
我说：“就是因为没有政审材料，我已经填过很多招工表，大部分外地招工单位的招工表，我都填过，就是没有走成。”
他皱皱眉头说：“我了解你父亲，也知道你在学校，在农村表现都很好，很不容易。这样，你坚持一下，下半年，我们推荐你去读‘工农兵大学’。多读一点书，可能有用。”
我想，半年后，大学还会不会招生？他说的话，半年后还算不算数，能不能够算数？这些都是未知数，这“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政策天天都在不停地变换，谁还能保证多半年后的事情呢。
我经过多方面考滤，说：“以后的事情希望太渺茫了。”
他说：“现在还有哪些招工单位嘛？我们去给你说一说，做做工作。”
我说：“现在外地的招工单位已经全部撤走了，只有县集体所有制的农机厂还在招工，可他们不要我。”
那老同志说：“你一定要去那里？我道有办法。”
我想了一下，说：“现在只有那里还在招工了。听说大招工已经结束了，以后什么时候再招工，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有到那里去了。”
他说：“我现在就给农机厂打个电话，他们一定会招收你的，放心好了。”
他拿起电话，摇通农机厂后，说：“我是县文教局，找你们负责人。”
对方说了一句话后，他又说：“你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啊，我正找你。我们中学教师的儿子才永胜，以前多次招工，我们未来得及给他出政审材料，使他没有走成。他父亲是一个好教师，你是知道的。他学习成绩很好，下乡表现也很好。现在你们在招工，他希望到你们那里来，你可要好好安排一下，他将来一定是一个好工人。”
他放下电话后，笑着对我说：“现在没有问题，你放心，下午到厂里上班去！”听了他的话，我向他恭敬地敬了一个鞠躬礼，又连声说：“谢谢，谢谢！”
下午一点半，我就早早到了农机厂。等待两点上班时，厂负责人在办公室见到我，说：“你就是中学教师才老师的儿子？”
我急忙说：“是的。”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阵，说：“还是那一家人。以后一定要好好工作！五天后来上班，把农村的事情作过了结。”
我听了很高兴，说：“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希望的。”说完，就退出办公室。
我没有太多的高兴，因为我清楚，县农业机械厂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当时，国家对于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个体私营的政策与国营企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国营企业是国家的，是有巨大发展前途的。而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受限制的，集体和私营不是国家保障的企业，是自生自灭的企业。不仅政治待遇不同，就连工资、福利、劳保都差得很多。但是，总算走出来了，有了一个工作，不会再在农村受别人的歧视了。
我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还需要了解前面被刷掉的原因。就去找让我填表的师傅问个究竟。原来，那位给我们盖公章又扣下招工表的公社革委文主任，他那天到晚上都晕不过，他自认为自己是公社的太上皇了，十多年都没人敢说他一个不字，伍秀蓉的工农兵大学生名额不也是他换的吗？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没人敢说一个不字。这次却被一个知青娃儿拿走了招工表，他认为是奇耻大辱。第二天立即电话农机厂，要厂里不能招收我去当工人。工厂接到电话后，就不要我了，也未通知我体检。
当我到厂里报到上班时，发现尤平安没有到厂里来。一打听才知道，尤平安顺利通过了厂里的体格检查，厂里准备发通知时。那个公社文主任又打来电话，要厂里不能招收尤平安到厂里工作，他们另有安排。厂里没有办法，只得另外添补人，发出招工正式通知。
我上班一个星期了，才知道尤平安还在家里等候通知，但时间已经过了，招工已经全面结束，没有机会了。尤平安就因为不服从文主任的安排，不去代课教书，种下了“祸根”，被文主任压在农村七年多。
最后，还是尤平安父亲的单位，照顾职工子女，以内招的名义，才将尤平安招出农村，那时他已经进三十岁了。
寄语（蔡运生）
据县里曾经在“知识青年办公室”工作过的一位老同志介绍，知识青年招工安排中，有几个方面的情况。一是，知识青年招工，最先走到好的单位的当然是当时掌权的和各级革委主任的子女和亲戚；其次就是家庭出生好，自己下乡表现好的知青；再就是大机关、国营大厂和大专院校的子弟，他们如果再走不出去，就会采取带招工指标“戴帽内招”的形式将人招走，或者是“退休顶班”的形式招走；剩下的多是所谓有政治、历史问题及“地、富、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子女和街道小厂及无业家庭的子女了。二是，在农村中表现好的知识青年，一般都先安排到了煤矿、铁矿、水泥厂和一些大型重工业企业了，还有铁路和公路养护。一些国防厂矿、军工企业和一些好的单位，都被那些有背景的子女占去了。那些无家庭背景、无经济能力、自己又无办法的“三无”知识青年，就只有“听天由命”，或招入集体所有制企业，或招入街道小厂。有的当了七八年，甚至九十年知青，都出不去，只有等到七九、八零年大“回收知青”时，才被收回当地地方去教书或到集体商店作营业员。
有的处于偏远乡村，消息闭塞，和一些已经结婚生了孩子的知青，就只能是一辈子在农村中渡过了。好在国家后来已经给他们按时发放养老金了。
当然，还有一部份学习成绩较好，自己发奋努力的知识青年，在七七年国家恢复高考后，自己通过努力学习，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国家急需的人才，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一些到了工厂的知青，也通过高考，上了大学，成了国家的栋梁。还有一些知识青年，在工厂工作很好，他们吃苦耐劳，百折不挠，拼搏奉献。他们通过努力，希望去报考大学，可单位因是技术尖子、技术骨干而不愿意放人，使之未能参加高考，耽误了终生。
还有一些知识青年，在乡下时就涉足商业(当时叫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取得了很大业绩。
据资料记载：一九七八年，国务院主持工作的副总理***指出：“‘文革’以来，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人，而国家又从农村招工进城1000多万人，先后花了60多亿元（加上企事业单位支付的费用达100多亿元），买了‘四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当年国庆节后，国务院专题讨论知青问题，***副总理风趣地讲：“说上山下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难道到工厂就不是接受再教育？城镇知青下乡，乡下农民进城，这叫公公背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
一九七九年，中央书记处再次专题研究知青问题时，万里副总理兼北京市长坚决表示：“以后不要再提倡上山下乡了！”，“象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
胡耀邦明确指出：“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一举两害’是既害青年又害国家。应顺从青年人求知上进的愿望，通过各种途径，把他们培养成有用人才。既有利于青年成长发展，又有利于国家建设，实现‘一举两得’”。
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央书记处果断决定：“从当年（1980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一律作为待业青年，根据实际需要统筹安排。”。从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式结束。
“知识青年”一代，是多灾多难的一代，正如社会中流传的那样：他们少年儿童长身体的年代，正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和艰难困苦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们求知识，学文化的年代，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他们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却被赶去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当他们生儿育女的年代，国家要求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孩子。当他们已经五十来岁，逐渐步入老年时期时，企业改制，他们又下岗待业。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磨难，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责任，他们作出了太多的奉献，而工资待遇一直都很低微，很多还不如现代农民工。
他们也迎来了国家繁荣富强的今天，正享受着幸福的晚年。他们是一代百折不饶的中国人，用拼搏、奋进、担当、奉献，书写了历史。也是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见证人。
“知识青年”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在祖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知识青年”只是历史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我们祝愿“知识青年”这朵历史的浪花，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翻腾，闪烁出她的七彩辉煌！
祝愿“知识青年”们都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