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家
自由作家或曰自由撰稿人在中国还是一个时髦的"另类"。我们通常把它理解为"没有职业的纯粹靠写作谋生的"作家。如果允许我作一个生吞活剥的原始置换，那么具有无限精神前景的"自由"就等于"没有职业的纯粹靠写作谋生的"肉体生存，真是天壤之别啊！我被自己愚蠢的思维惊呆了，难道"自由作家"在中国可以简单到仅以有无工作来划分吗？然而，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正在实践着我的愚蠢，王小波、北村、朱朱、李冯、西飏、潘军、林白、陈染、残雪、虹影、王芫、魏微……为了实现自由写作的过程，他们断然与体制内的身份拜拜，我佩服他们的勇气和执着。这种拒绝和解的姿态，决不是逃避和表演，而是主动的选择和抗争。
但客观地说，辞职与写作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市场和读者还不能够养活所谓纯粹的写作者，这迫使"自由作家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即刚刚摆脱某种体制的阴影，旋即又跌进了衣食无着的万丈深渊。"自由作家"的身份和头衔绝不是一个"护身符"，也不是成为好作家的必要条件。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供职于各行各业的作家身上，我辨出了更为清醒的声音：保险公司的书记员卡夫卡，魏玛共和国的高官歌德，鸡禽稽查员博尔赫斯……，他们并没有把作家当成唯一崇高的职业，但他们思想的独立性进而使他们获得了某种人格的公正性，站在边缘角度，在文学意义上建立了纯粹公正的形象，获得了高贵、自由、独立的心灵空间。
葛红兵"教授作家"的身份，使他对当下的文化生产市场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他没有在潮流中捡起"自由作家"的话语外衣，而是将自由写作落实到写作自身，他让纸面上的文字在自由精神的支配下活了起来，让它们自由地呼吸，透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在《我的N种生活》里他诘问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所谓身份，谁又能从身份中获取生存的真正意义呢？所谓身份，不过是人们满足虚荣，实现"人治"的幌子。而在困扰人类本原的终极问题上他又不能不对自己发问，焦灼于欲有所言却又永远无处畅所欲言的苦境中，他必须要写作。这种内心的催逼和拷问使他对自由的体会和对世界感知的能力无限扩大，激活了创作的灵感。心灵自由状态下的写作，使当下一切身体自由的写作都成为苍白的空话。他既本能的躲避一切理性的观念化写作，也拒绝身体浅表的激动和狂欢，他情愿做一个"中间物"，被挤压、被刺痛、被解剖。正如"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他眷恋自由和阳光，更憎恶苦难和黑暗，但正是苦难给予他的生存以更博大更崇高的意义，使他无可退避。我不知道这种献身抗争的精神在中国究竟能走多远？但葛红兵正在躬身前行……"我渴望写作，在写作上我是一个冲动的人……写作就是我的生活，不写作我就会陷入忧郁的状态，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心理治疗学。"（见JamesFarrer对葛红兵的访谈录）这种对写作的依赖和"侵略性的激情"使他不放过任何一个思考的现象，勇敢地贴近对象的灵魂，寻找一切对话的可能，实践着自由写作的真谛。"教授作家"的头衔除了保障他写作的物质基础外，对他已经毫无意义，更谈不上束缚和压力，因为他彻底放飞了自我，在文学的天地中无拘无束地翱翔，"有知者无畏"才是真正的"无畏"。
自传体小说
自传体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坛还是个稀罕的"另类"。倒不是说它有多么难写，关键还是作家心态和观念的问题，另一个就是生活的"含金量"。自上世纪末出现了几部自传体小说，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周洁茹的《小妖的网》、卫慧的《上海宝贝》等；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往往被认为是女人为获取女权而故作的一种表演的姿态，因而淹没了应有的精神内涵；而且他们创作的精神指向也在不自觉中有渐趋形而下的危险。思想观念倒是蛮放得开，但创作心态的确让人生疑（如《上海宝贝》）。另外，这些年轻女作家的生活"含金量"也让人怀疑她们的自传体小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夜幕下上演的酒吧游戏、迪厅舞蹈，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沉溺于网络的好奇和想象，在多大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现实生活的残酷本相？生活资源的贫乏，生活方式的单调和无聊，并没有激发她们形而上的精神思考，而是沉迷其中，逐渐丧失了体验生活的能力。她们的所谓"自传体小说"，只是生活表象的展示，甚至是赤裸裸的肉yu展览，而展示或展览却决不是文学。在西方文坛非常流行并极被看重的自传体小说，在中国被黑色幽默般的化为招摇的幌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