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呢?想一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要求她结束卖笑接客的生涯,她会怎么反应呢?她会痛苦不堪,她会说你们怎么这样不人道不讲道义古训。她会质问你。我用这样的比方,并没有看不起妓女的意思,实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差不了多少的,至少在这方面是如此。类似妓女式的质问我们在历史上多少次听到过?辛亥时期,革命军剪鞭子的时候,那些汉人们痛哭流涕了,他们说这鞭子怎么能剪呢?怎么能剪呢?大逆不道啊。他们忘记了这鞭子仅仅是两百余年前满人强迫他们续上的而已,当初为了反对留辫子甚至还流过血。太平军强迫苏南女子放脚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哭声,他们说这小脚是古训,怎么能放呢?大逆啊。她们忘记了当初她们的脚本是天然的,美丽的,让人受用无穷的,但是她们曾几何时,接受了小脚才美的观念,对天足――这本来之物――反而充满了痛恨和恐惧。
这就是妥协的辩证法。它就像海洛因一样上瘾,开始的时候你抽它会感到恶心、呕吐,接着你会感到难受,一天没劲,但是一旦你接受了它,你上瘾了,没有了它你就会感到一切都不正常了,你迫切地需要它,就像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固有物一样。
事实也的确如此,妥协作为一种状态已经固化在了人类的骨子里,它已经成了我们生下来就有的固有物,没有了它我们已经不能生活了,就如同没有了我们的手脚我们不能生活一样,妥协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就如同我们的兄弟,它时刻都陪伴着我们。如果有两个人发生争执,这个时候劝架者会说些什么呢?他会说你们都有错,你们各自让让步不就行了?
这个时候,妥协化身为劝架者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他充当了一个好人,――为什么他是个好人?因为他不讲对错,他认为大家都对,但大家又都错,要达到正确就必须消灭正确,只有在没有对和错的区分的时候"正确"才是可能的。妥协出现的地方,就没有真理了,它蔑视一切真理,嘲笑一切捍卫真理的行为,它将真理看成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东西,甚至比谬误还要可笑。这就是妥协,它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词汇"中庸",人们认为自己是个智者的时候,都喜欢将它挂在嘴边。
"儿子,你吃药吧,你看爸爸也吃。"我说着自己一仰头,将一把假想的药投进了嘴里,然后大口地喝着水。
"爸爸,你再吃一次,然后我再吃。"儿子说。
"好的,你看爸爸又吃了一次。"我继续我的表演。
这是多么温柔的妥协啊。然而这里又隐藏着多么肮脏的教育:"如果我受罪,那么别人必须也受罪。"儿子正在用这种心态看着我,而我正用自己的行动对儿子说:"如果别人和你一样受罪,你的受罪就不叫受罪了。"在这里妥协已经成了一种最常用的教育手段。在这种教育之下,我们对妥协的理解是如何地让人感到悲观啊。
我常常听朋友们这样安慰别人:"算了,算了,大家还不都是一样。"在这里,仿佛大家都在受罪成了这个人必然也受罪的理由。这是一个这样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向着下方妥协,如果他自己正在受罪,他就看是否大家都在和他一样受罪,如果他看不到别人在受罪也看不到自己不受罪的可能性,他就拉身边的人一把,把他拉下来,和自己一起受罪。例如,他感到自己是个奴隶,正在受别人的奴役,他就看自己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奴隶,如果有他就感到心安理得了,只要坐稳了奴隶的位置,他就满足了,如果自己的身边没有做奴隶的人,他就感到一丝不平衡,这个时候,他就掐一把主人的小孩,或者对着主人家的神龛吐一口唾沫,总之,他的行动以自己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为极限,他不会想"我的命运是合理的吗?我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而这竟然已经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
中国人长于思想妥协,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有一个传统词汇叫中庸――在中国极高明的人都是循中庸之道而行事的。就如同甲壳虫,当它伸出触须想吃菜叶的时候,你只要用木棍捅它一下,它就立即缩回去了,这在甲壳虫我们说它的行为是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条件反射,而在中国人他的行为则被说成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当然这和他们没有个人生存空间有关系,因为没有机会自己挣钱,他的工资必须仰赖于那个叫做领导的人,因为没有机会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他的生存空间必须仰赖那个叫领导的人的恩赐,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不以领导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呢?如果他的意志和领导的意志发生了冲突,他怎么解决这个冲突?他将选择中庸,他告诉自己大家都是如此,自己也应当如此,这就是妥协,向着领导妥协在这里巧妙地转换成了向着大众妥协(尽管这个大众生活得并不惬意),进而完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诊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