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的朋友袁说，我喜欢南大，要知道这里是多么新奇，而新奇的一切都是好的。例如，大冬天的时候，这里会有胖胖的外国佬穿着短裤来上课，那是一个气温只有5、6度的天气，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和短裤出现了，他匪夷所思地出现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胖子，他高高地坐在我的身后，那样神奇。他也许不知道，他是怎样地鼓舞了另一个非南大的南大人的信心，在他的座位前面，正有一个颓废的人被他的奇装异服鼓荡着，像一只鼓满了风的帆，就要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了。
南京大学的树是那么地粗，它们的腰围大多是我原来所在的那所大学校园里的树的两倍，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文化，你瞧人家。相比较而言，某某大学的那些树是多么地委琐，他们在校园里窄涩地活着，瘦削的身影迎风飞舞，那么轻佻，那么无聊，丝毫也不像南大的树那样沉着、端庄、尊严，这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树，令人望而生畏。
在它们的身上我学会了敬畏，要知道，每天早晨、傍晚、中午、晌午、黄昏、课前、课后、饭后、饭前、睡前、睡后有多少满腹经纶的导师们将出现在这些树的下面。他们和那些无处藏身的石头一样裸露在日光里，和那些石头一样来自遥远的文化年代，并且是他们锻造了这些无家可归但却满腹经纶的树木。
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树木，这些树都有很低的枝干，恋爱的人们可以双双坐上去，在上面窃窃私语，小小的热烈的如火如荼的爱情可以在上面生长，并且开花结果，甚至瓜熟蒂落，这就是南大的树。
进校那会儿，我在南园的报刊栏前看报，这个时候，有个小姑娘怯怯地走到我的身后，她问：“叔叔，你知道北园往哪儿走吗？”我用手一指，我说：“那儿。”小姑娘说了声谢谢，然后坚定地向着我指定的方向走了。我望着她的背影，感到自己非常神圣。要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一般，其意义，在当时我就已经用我的敏感捕捉到了。我在外人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南大人了。我在南大已经找到北了，三、我也是一个指点迷津的老师，而且是在南大指点迷津。你看，我不是在指导别人从南园的迷津中走到北园的迷津中去吗？
当然这种对南大的神圣感有的时候也受打击。例如，到北京找工作那会，我在一所学校的中文系研究生教室里等人，当我说我是南大的时候，那些可爱的研究生们无一例外地都以为我是南开大学的，其中一个美貌如仙的女生说，那你一定认识谁谁了？我说不认识。她立即显出失望的神情来。原来她误以为我是南开的了。这使我感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南京大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南大就是南京大学。尽管所有的南京大学人都知道南京大学，尽管所有的南京大学人都认为南大就是指的南京大学，是啊，在南大人的眼里，南大不是南京大学还能是其他什么大学呢？什么大学配得上“南”和“大”这两个字呢？
后来我在北京的寻职是失败了，我想我是为南大丢脸了，我对我自己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原因是作为一个南大人的我被北京拒绝了，至少也是南大的被拒绝吧。
不过南大，她一定不是这么想的，这是南大的伟大之处，她不畏惧失败，而是勇敢地面对失败。当我问它，能否将我的报导证开到北京的时候，它说不行。这是多么坚强有力的回答，谁能在这样的回答面前无动于衷，而不感到由衷地钦佩呢？
不过，在南大时代，我常常会有一种异己感，我想我不是南大人，这种感觉很怪异。实际上我只是在南大里住了半年，此后我就搬的到南京里去了，我在南京的一座公寓楼的6楼安下身来，在那里俯瞰南京这个城市，并且成为南京这个城市的编外成员，要知道因为没有南京户口，我对南京的崇拜感与日俱增，成为一个南京人的冲动极端地强烈。在这方面南大的身份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安慰作用，相反让我很自卑。尽管我是一个南大的编内成员，南大正在南京内，但是，我依然不是南京的人。我夜以继日地生活在南京人之中，但是我和南京人永远没有成为“自己人”，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一些自卑。问题是我搬出南大以后也不是南大人了。
其实，对这种命运我不是没有反抗的，我希望自己做一个城里人，这对于一个来自乡下的人来说已经是最大的理想了。唉，现在想起来，我依然为我自己终于没有成为一个南京人而感到痛心，一个乡巴佬的心愿就这样破灭了。
当我被驱逐出南京，带着我的1000余本书离开南京的时候，我就像一个赶着600头羊的牧人，我失去了我的草场，哪里会安置我的羊？我的一个哥们儿骑着三轮车，将我的600本书送出草场门，一直送到江边码头，在那里我们草草告别。那天我的船载着我从南京长江大桥下面缓缓驶过，望着身后的南京，我的眼里竟然流出了泪水，我想我再也回不来了，我就这样永远地和我的南京，我的南大，我的南大生活以及理想、骄傲、信念一起分手了。
在我和南京之间到底横亘着什么呢？一个无情的第三者破坏了我和南京之间的爱情，然而直到现在这个第三者依然不显现它自己，它高高地隐藏了它自己的面目。造化弄人啊。我擦了一把心酸的眼泪，对自己说。
南大时代，在我6楼的孤独生活中，我依然会想到这是一种好处，例如和南大舍的三楼相比，这里虽然没有博士们的高谈阔论，但是有南京的霓红灯和空气，透气比较方便，没有酸味道。阳光也比较亮堂。吃饭和睡觉都不用理论论证，没有人将咳嗽和刷牙的声音当宝贝记录。没有人将牙垢整理之后当文章发表，换稿费。
不过，我的绝大多数哥们儿不这么看，他们常常非常羡慕南大里面的一切，想象中南大里面的东西，例如喷嚏、咳嗽、光脚、鼻涕、梦呓、发呆、说话、吃饭、睡觉、zuo爱、写字，总之，每一样事情都是有浪漫情韵的，都是由理性的头脑精心策划的文化感特别强的东西。所以，我也还是经常地要成为一个南大人。
我们在南大校园里流连忘返，在这里寻找爱情、诅咒、文学等等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个时候你常常会看到我和我的朋友们周末的时候出现在南大的各个角落里，如果我们一直低着头，那就更充分地说明我们是在寻找了。
你看我们多像猎手啊，为了多多地认识女孩子，我们组织了南大文学社，对于前来发展的社员，女性一路绿灯，而男性则任其自生自灭，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多少有为的文学女青年，一个也没有，但是却伤了不少纯洁的文学男青年的心，那些伤心的文学男青年热烈地写作，繁荣了南大的文学事业，文学在我们的伺弄下在南大发芽了，发出了绿色耳朵和嘴巴，而文学猎手依然两手空空。
我们也组织同乡会，我们在食堂的广告栏里广而告之，并且留下了寻呼机号码，准备所有的男性寻呼我们都不回，而所有的女性我们都回，你看我们就是这样热爱女性，尊重女性，我们已经进化了，从文学中我们找到了尊重女性，女性优先的风格和依据。但是，后来才发现这种手法在南大已经司空见惯，再也不会有什么女子来上当，倒是有一回，一个同性恋者开始不断地骚扰你们。
那是一个激情主义的时代，我的师兄赵恒瑾每次都用不同的称呼喊我，这个来自韩国的中文爱好者，试验了各种各样的称呼，在我的身上研究中国人对称呼的反应，“老葛”、“小葛”、“葛兄”、“师弟”、“兄弟”、“朋友”、“红兵”，在他的称呼中我是一个千面郎君。来自日本的“姿三死郎”兄，则比较直接，将我扔在的士车里，我只好将他认真计算过的一半的士费塞给司机，的哥最后说：“你们日本人真是绝门，两人乘车车费还要单付。”是啊，我也成了日本人了，我怀着羞愧的心情离开了的士，但是时候我才想到我为什么要为一个日本人而感到羞愧呢。而一个来自喀麦隆的黑人则要和我做咖啡豆的生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