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年世界的外部正经历着暴风雨般的变化，五月巴黎的大学生们走上了街头，他们在自己的标语上写着“不给自由的敌人以自由”，“让半心半意的人死亡”，“解放必须彻底”等标语，他们从巴黎大学的拉丁校区出发，沿着赛纳河挺进，沿途他们挥舞红旗，推翻汽车，建立街垒，不断有兴高采烈的人参加到他们的队伍里来，革命形势如火如荼，四处充满了狂欢节的气息，接着这种节日的气氛传遍欧洲、美洲，直到七、八月间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萨特在捷克上演《苍蝇》、《脏手》，他站出来指责苏联的侵略行径，这种节日气氛才抹上上了不协和印记。
是啊，西方的节日就这样刚刚开始就差不多结束了，在布拉格，托马斯在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痛苦地面临是否签名的考验，他的犹豫已经毫无节日的感觉，相反充斥着无奈和苍凉，他认为编辑给他的抗议信和秘密警察给他的自白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沉默和抗议之间他选择了沉默，此后他和情人离开了布拉格，到偏僻的毫无生机和活力的乡村生活，完全放弃了一个医生的使命。但是在中国，1968年，节日才刚刚开始，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革命斗争中，人们从来就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和胜利，人们始终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去夺取新的胜利，互助组刚巩固，农村就开始了初级社的建设，初级社刚刚办成，他们要坚决的向高级社迈进，在毛主席指引的农业合作化的康庄大道上，中国人民正一步一个脚印，步伐豪迈坚定，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这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机会主义者扫地出门的豪气在1968年既是起点又是高潮，虽然许多所谓作家已经在66年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中作为黑线人物、反动人物离开了文化岗位，但是革命的风暴历史地必然地要发生，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一场彻底搞掉“黑线”的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酝酿，正走在来临的路上。
体贴、温存、抱怨、疑虑、伤感、亲吻都被认为是丑陋的。那是一个一览无余、热血沸腾、狂呼大叫的年代，有的时候我很难理解我会出生在那样的背景中，亲吻、乳汁、拥抱、儿歌这些都是反面词汇的时候，我的出生意味着什么呢？我的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抽着烟，我的祖父、祖母在家里毫无缘由地感到焦虑，而我的母亲则在产房里忍受着痛苦的煎熬，时代在他们的脑海里终止了，因为我的出生一切似乎出现了新的可能。但是，我依然是那个时代的最明显的遗迹，我的名字叫“红兵”，这个名字是来源于我的父亲吗？是的，表面上看是如此，但是我又分明感到这不是我的父亲在为我命名，而是那个时代在为它的产物命名。一切都要回到我的出生上去，例如，我的营养状况，一米七零，这是我的身高，而我的父亲和祖父则要比这个高许多。
有的时候，我希望我是没有故乡和亲人的，如果拥有这些意味着一定要见证他们的颓败和衰朽，我愿意我一开始就没有这些。当我的朋友指出我的某个过错，我就希望自己是没有过去的，我突如其来的来到这里，我希望我自己被割裂在时间之外，那个有过错的过去突然之间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如同一种友谊，它兀然地消失了，我会徒劳地希望它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不会为我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而感到感伤，就如同我不会因为亲人的衰老与离世而不会感到不难过一样。
我兀然地来到这里，就如同我是必然地来承受这一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