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辱
自从半年前县里筹备参加地区文艺汇演，郝美玲就被公社推荐，抽调到县文化馆参加集训。一个月的集训结束以后，她们参加了地区的文艺演出，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美玲她们十二名女生的那个表演唱《俺是公社的饲养员》被地区选中并作为参加“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备选节目。从地区演出回来以后，美玲凭着自身的天赋以及集训期间的表现，经文化馆、文工团领导进一步研究之后，就被留到馆里做了见习编导员。因为暂时没有编制，所以只能靠馆里的经费开支。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个叫林红的女生，是美玲高中时要好的同学。也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了美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从此，一种若有若无的浪漫情感开始在我那颗尚未摆脱单纯和羞涩的心灵中萌发了。她以后的每一封来信，都让我体验到一种温馨。字里行间让我嗅到了一颗美好心灵的清香。心中禁不住纯真热情的升腾和发自心底的那股爱流的涌动。
半年多来，一个月两封书信成了我们之间无言的承诺。可是从我上山前的那个月开始，我却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来信。我写给她的信也不见回音。我心里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预感：是不是她听说了我的家庭出身出了问题，开始回避我了？我也从内心不愿意因为我的问题毁了她的前途。心想，莫不如早点跟她说清楚，也免得给她的前途造成影响。于是我去了一趟县城。到了文化馆，从她那位同学口中我才知道，原来美玲受了委屈，已经被不明不白地辞退了。直到现在，她的同事在私下里还都为她愤愤不平呢。
她到底受了什么委屈？又是因为什么？突然发生的这一连串儿问题，就像一个个谜，开始困扰着我的心……
万万想不到的是，此时此刻，她竟然靠在我的身旁，像一只受了伤的小鸟，不知从何处挣扎着飞到了我的怀里。
过了一会儿，她仿佛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无力地拽了一下我刚才披在她身上的那件棉衣，微睁着眼睛，迟疑中她突然惊恐地问道：“你是谁？”她一边问，一边挪动着身子，表现出一种心理上的防范。我转过身来，她一下子认出了我。“是你，真是你吗？这不是在做梦吧？”她的声音虽然显得无力，但听得出语气里充满着惊喜。
“怎么是做梦呢？刚才不是还在救火吗？你先好好靠在这儿歇一会儿，有话一会儿我们慢慢再说吧。”我轻声地说。
“不，刚才我是连呛带累的，支持不住，晕倒了，现在不是清醒着吗？”她一下子好像长了许多力气，慢慢地站了起来。她两眼在我脸上一扫说：“房子都烧落架了，以后你们怎么住啊？”
“先别想这些了，我有要紧话要跟你说，今天上午我还琢磨着，不知宣传队这回上山你能不能来呢。你别说，还真巧！”
“我也是，咱们往林子那边走走吧。”她说着就拉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我站起身跟着她穿着树空儿，左绕右绕地走到了一片樟子松的林边，我们站住了。
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我已经从县里回来一个多月了，你还不知道吧？”
“我到县里找过你一次，从林红她们那儿听说了。”我回答说。
“她们没说我是因为什么回来的吗？”
“她们没细说，只是说你受了委屈。到底是为啥呀？”我一边回答一边询问着。突然，她从我的肘下抽回了那只胳膊，扭过身去，两手捂着脸抽泣起来，好大一串泪珠从她的眼睛里流了下来。
一时间，在她那颗孤寂、苦闷已久的心里，过去的、现在的、听见的、看见的、有声的、无声的屈辱都一齐涌了出来，从心灵的伤口，从眼角的泪腺，从委屈的抽泣中蔓延开来，她禁不住坐在地上埋起头痛哭起来。
看着她感伤的样子，我的心完全被一种怜悯所占据，但是我又想不出安慰哀伤姑娘的温柔话语，这时我像哑巴似地呆立着，反而不知所措了。
过了好一阵子，她才稍稍平静下来，慢慢地讲起了在我们没有书信那段日子里发生的事情。
自从美玲和林红两人留在文化馆以后，那个造反起家当上了革委会主任的殷馆长就天天有事儿没事儿地往编导室里钻，没话找话地跟两个年轻人粘牙。那是个星期天，林红回乡下家里去了。下午，美玲洗完了衣服，就在编导室里看书，谁知道这个馆长不在家休息却又跑到馆里来，说是替别人值班。这个家伙见美玲一个人在屋里，显得异常兴奋。东扯西扯地胡乱侃了一阵，然后又说他会看手相，非要给美玲看看手相不可。美玲不好意思，可是碍着他是自己的领导，不好驳他的面子。殷馆长索性用左手拽过她的右手，端详着胡诌了几句，说到“婚姻线”时，他看着美玲好奇当真的样子又卖起关子来：“要想知道容易，可我也不能白说啊！你说是不是？”说着抬起右手顺着美玲那白里透红、细皮嫩肉的脸蛋儿摸了一把。美玲被他的意外举动搞得十分羞涩和恐惧，她下意识地向后仰了一下脖子，顺势要把手从馆长手里抽出来。结果不但手没有抽出来，连脖子也被他一把搂了过去。馆长用他那带着稀疏胡茬的脸在美玲脸上蹭滑着。美玲心中一阵犯恶，用左手猛地推开了馆长那张几乎变形的脸。可仍未能挣开他那只比美玲有力得多的大手，美玲情急之下就在他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馆长这才松开了手。美玲趁机跑到后院去了。只听那馆长在她身后气急败坏地说了一句：“不识抬举的丫头，走着瞧，往后有你好看的！”
“整个一个下午，吓得我都没敢出屋，插上门一个人倒在床上流泪。林红回来发现我有点不对劲儿，一再追问，我才……
“她听了以后说，她早就觉得他不像是个正经人，总觉得他身上有股子‘邪’劲儿。
“从那往后，我俩总是同出同进，谁也不敢一个人呆在屋里了。过了半个月以后，工作组牛主任把我叫去了，说根据馆里的经济状况，决定要缩减编外人员，革委会研究了，打算让我还回公社去，具体安排回去听张书记的。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是那个老东西对我的打击报复。因为没发生这事的时候，他们还在会上表扬我呢，这才几天，怎么这么突然就把我辞了？我问牛主任，是不是你们认为我犯了什么错误？
“他说，这事儿你只能问你自己了。我一听更明白了，肯定是那个老东西恶人先告状了。我急了，说你们要调查清楚到底是咋回事儿，给我恢复名誉，不能听馆长的一面之词，那是他对我的诬陷，是他没安好心，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可牛主任说，你不让我们相信革命领导干部，难道让我们相信你吗？好了，到此为止吧，你小小年纪说话可要有证据啊！
“我说，在不在文化馆工作是小事，你们必须调查清楚，还我个清白，这件事弄不明白我就不走……
“工作组怕我继续申诉，没过几天，又给咱们公社打过电话来……
“公社张书记又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一趟。我一到公社，张书记就冷冰冰地跟我说：‘县文化馆你就不用去了，你还是回你们大队去吧。县里那边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
“我说那完全是颠倒黑白，文化馆不去是小事，我必须让他们把事情真相给我弄清楚。可是张书记摆摆手说那是以后的事，他马上就要开会，甭谈了，要不等往后有机会再说吧。
“我不能就这么不清不白地回家，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说三道四的，我不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吗？”
说到这里，她又哽咽着说了些什么，我就没听清了，我的神思早已深陷进她那屈辱、悲愤和无奈的委屈中去了。
她是无辜的，清白的，我相信她的诚实与纯真，相信她对生活的态度和人格的自尊。就让她内心的苦水尽情的倾泻吧，不然的话，长期的压抑说不定会给她带来什么不良的精神后果呢！我心里想着。
“我的冤屈，有谁能给我澄清？我回来以后，许多人都用一种猜疑的目光望着我……”
我的内心对她充满同情，可是却拿不出一点儿有力的支持。“事情都过去了，就别多想它了。这次公社能让你上山来参加慰问演出，说明还是信任你的。”我凭着想象宽慰她说。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她的双肩随着抽泣一耸一耸地，嘴里断断续续地说。
为了止住她过度的哀伤，我又一次坦率地重复着我的看法：“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想，我都相信你是清白无辜的受害者，咱们坚强起来走自己的路吧，谁让我们都那么倒霉呢！时间是最好的检验，慢慢的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
她渐渐地屏住了哭泣，带着满脸的泪水抬起了头，痴痴地望着我的眼睛，然后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又呜咽起来。
我的内心一面忍受着情感本能地鞭挞，一面又恪守着那种人格的自尊，脑海里全力搜寻着使她得到安慰和鼓励的话语。可是我一句也没有找到，只觉得她的胸部在我的怀里剧烈地抽动着。
“有几次我都想去死，可死了以后，我也就永远没有了清白。那段时间里我总急着要找到你，可一直也不知道你的下落，想不到今天能在这儿遇上你，也许这就是天意。因为没有你的消息，我还以为你也像别人那样看我了呢！”她说话的时候头依然依偎在我的怀里。
我半晌没有对她作出回答，因为现在我的脑海里正在紧张思索的是，我该如何含蓄地向她说明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政治风云呢？为了不使她感到突然，我反复琢磨着那些过渡性的词语。
“你在想什么？咋不说话呢？”
她的话把我从复杂而矛盾的思绪中牵了回来。
“美玲，今天我打算向你提个要求，希望你能答应我。”我喃喃地说。“我说的是心里话，决不是要伤你的心……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吧！”我勉强地说出了这句话的后半句，连我都怀疑她是否已经听清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刚才跟我说的那些都不是心里话？”
“不，那些全是真话，是我的心里话，可是……”
“可是什么，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呀！”
“你应该找到自己应有的幸福，这样做我的心里也会踏实些……”
“你怎么这么说呢？”她惊愕地问。
我长叹了一声说：“我现在已经被划入‘另册’了，你跟我在一起，将来会有无穷的灾难和不幸，你会后悔的。”
“我不相信。你若对我不信任就直说，我不怨你，为什么偏要绕着弯子跟我说这些呢？”
“不是，美玲，真的不是。我相信你，我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难道你没感觉出来？每次只要跟你在一块儿，我的心情总是特别的愉快。可是，我现在的政治情况变了，我不能让你也跟着我一块儿倒霉呀！”
我的声音压得很低，那语调是在回答她的问话呢，还是在面对她的灵魂自语？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什么政治情况变了，难道你犯了错误？”
为了不使她流血的心灵再增加新的创伤，我不愿意把自己的苦楚再“传染”给她。于是不想做过细的解释。结果，我这种善良的想法换来的却是她对我更深的误解。
她慢慢地站起身来，向前挪了几步，突然抱着那棵大树又呜呜地哭起来。她这次内心的伤感，是由于对我的误解而产生的，我觉得无地自容。
我急忙从后面过来，拽开她的双手，歉意地说：“不，你误解了，都怪我刚才没把话说透。”这时，我决心跟她把实情全都说出来。
“美玲，这次，我是为了寻求一份安宁才上山来清林的。”
“寻求什么安宁？”她两手捂着充满泪水的眼睛反问了我一句，头也没抬一下地抽泣着。
“你不知道，现在的问题很复杂，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次‘三查一挖’，他们说我父亲隐瞒了家庭成分，正在单位隔离反省呢。要说犯错误，我应该是从一出生就犯下了出身不好的错误。”
她睁着一双惊疑的眼睛扭过头来望着我。我不想让她看见我已经浸出泪花的双眼，更不想让她发觉我内心的苦恼和无奈，几乎在同时，我已悄悄地转过身去。我想，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在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她不会不知道的。
“什么出身错误？”她稍稍迟疑了一下，还想问下去，我却打断了她。说：“党的阶级路线在理论上讲是不唯成分论，但现实中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下乡四年多了，发生在别人身上的和我这几个月的亲身体验，我的感触太深了。”我稍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清队工作组’调查的结果，说我们家的成份是富农，还说有关里老家打的证言材料。我的‘预备期’已超过两年多了，组织上也没讨论我的转正问题。看架势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把我当作‘阶级异己分子’清理出去呢。现在，我已经不再担任团委书记了，也离开了宣传队……
“我怕牵连到你，所以从那以后，就一直没给你写信。你出身好，自身素质又好，应当有自己的前途和幸福，不应当跟我这种人在一块儿承受那种沉重的政治压力，而且这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呢！咱们分手后还做知青朋友。你这样做，就等于帮了我的大忙，让我去掉一块心病。今后我一个人无牵无挂地生活，心中也会轻松一些。”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不再哭泣也不再抽泣了，她两眼紧盯着我的脸，没再说什么，眼神里闪动着的却是那种同情和怀疑相交错的复杂而又迷惑的光。
我由于吐出了压在心底折磨了自己很久的那些不得不说的话，心灵深处竟产生出一种几个月来少有的轻松感觉，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她的语气很低，然而却是从她的心底发出的声音，我听得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伙房门口，望着她随宣传队的马车一起下山去了，我没有出去送她们。
从那以后，我一次次地迫使自己从心灵里忘掉她，然而换来的却是无限的孤寂、痛苦和焦躁，我第一次体验到要从心中驱逐一个自己深爱的人是多么不容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