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促膝
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继续革命”的理论不断深入人心，特别是老人家提出“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以后，我们这些政治上从来不甘落后的知青们，便把全部热情投入到那种“革命激流”中去了，很少有人愿意牺牲这门“主课”而在厨房里为大家做饭了。于是我们经常饿着肚子下地或到队里开展革命大批判。原来的生活秩序被打乱了，知青点儿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局面。
知青点儿这个“家”空荡荡地，原来喧闹的集体，这时变成了清锅冷灶的“破大家儿”。知青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政治表现，一大早爬起来连被子也顾不上叠就跑到自己的生产队“革命”去了，知青点儿的炕上、地下乱七八糟地一塌糊涂。最狼狈的时候，苞米茬子、小米吃光了，可是因为没有“闲人”去推米，只好炒一大锅爆米花儿应急。也真是的，费好大劲，马拉肩扛地把几麻袋皮粮送到碾房，再吆喝着牲口拉着笨重的碾子吱呀吱呀地转上一天一宿，结果磨出的米还不够这个家二十来口人吃半个月的呢，难怪大伙儿谁也不愿意干这种得不偿失的活计。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跟滕队长到镇上的农村信用社去给生产队办事。说到这个小镇，总会让人想起那条由西向东近五百米长的坡形街道，想起道南供销社这个唯一象点样子的门市。别看这镇子不大，可是在周围十几个村庄农民的眼里已经是个大地方了，社员们看病抓药、生产队购买锄、犁，添置马具、给马挂掌、给大牲畜看病；各家各户买镰刀、铁锹、酱醋油盐、火柴、煤油，小学生买本、买铅笔、橡皮都要上这儿来，再就是各大、小队干部隔三差五地就要到公社的那个小俱乐部参加“三级干部会”、“誓师动员大会”、“总结表彰会”什么的。本镇几个生产队的社员在自家小园儿里种的西红柿，从果树上摘下来的李子、沙果、红樱桃，也常常装在柳筐里挎到镇上来卖几个零花钱。这个时节，小镇上总是显得人流不息，热闹不已。
这天下午，我和腾队长办完事，天已经阴得象水盆儿似的了，看来很快就要下雨了。如果要往家走，路上前不着村儿、后不着店儿的，准会被大雨浇成“落汤鸡”。滕队长我俩一合计，就在小镇上住下了。我们在一家小饭店里要了俩菜，喝了半斤“小烧”，便走进了一家小客店。
这小店的房子下沉得很厉害，一进店门就要往下迈两个台阶，窗台仅仅比街上的路面高出一尺多高。我俩坐在热乎乎地火炕上，头一次唠起生产之外的闲嗑儿来。
“你们这批青年下来一晃四、五年了，尝着苦头了吧？你们真是自找苦吃，在市里哪能遭这份洋罪。谁知你们这些孩子当时都是咋想的！”
滕队长盘着腿坐在炕上，撕下一条烟纸，用它那又粗又硬的手指熟练地卷好纸烟，在舌头上舔了一下，又掐掉一小截烟把儿，点着火儿抽了一口才慢条斯理地问起了这些话。
我叹了口气，没有回答，我的确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
“我看你们不能总这样下去，早早晚晚得回去，呆不长。”
他像是试探又像是判断地说。
“这可没法儿说。”我说。
“你看，现在全国各地六六届以后的毕业生，一批批地不都下到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吗？这是大势所趋呀！”
“嗨，这些事儿我见得多了。刮共产风那阵儿，吃大食堂，家家都把锅砸了，也说大势所趋，到最后咋样了？还不是一个时候一个说法！”
他的话真让我哑口无言了。
“我还有句话想要问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说实话。”
“咱爷儿俩还有啥说的，想问啥你就说吧。”面对老队长我直率地说。
“你若是真的不想回去了，我倒打算……”他刚说了一半儿又停下了。我正纳闷儿，他终于又开口了：“你们青年点儿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这么下去，日子长了可不是个事儿，要是自己有个家，啥事都好办了……”
我这时已经听出来腾队长想要说什么了。但我却没有回答。
“你看咱生产队里这些闺女，有没有你看好的？我就要你一句话。要是有，包在我身上。”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在这以前，曾经有人用话试探过我，看起来这次是要搬老队长出面了。我支吾着说：“还没想过这事儿呢，再说，我们下乡本身就是移风易俗，肯定要带头实行晚婚，不能过早考虑这事儿。”
“咳，人总是要入乡随俗啊！你没看见吗，在农村小伙儿一过二十就不好找媳妇了，反正仗着你们都是知青。”
我感激滕队长的关怀，他想问题的总是那么实际。我对他充满信任，但我还是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此后，我的心里总觉得对他有些歉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