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年代的“卓娅”
（一）
张琪玉出生在安徽省皖南山区农村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和父亲都是著名画家。她九岁那年随姐姐和“南干北调”的姐夫来到东北的哈尔滨。1961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哈尔滨第六中学读高中。在校期间，她不仅学习优秀，而且爱好广泛，全面发展。她除了是一名优秀的长跑运动员以外，还是优秀的跳高、跳远选手；她爱好游泳、滑冰等多种体育运动，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学生干部。
1964年高三毕业前夕，她深深被董加耕以天下为己任和为国分忧的崇高精神所打动，不顾姐姐的反对，下定决心重新回到农村，为祖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贡献自己的青春。于是她放弃了考入名牌大学的机会，于同年九月，跟李宗玉、杨秀英、马居里等几个有共同理想的同学一起，来到五常县牛家公社头屯大队集体插队。
1965年张琪玉作为下乡知青代表，光荣地出席了黑龙江省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她在大会上热情洋溢地报告了她们到农村后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战天斗地的动人事迹；会后还受到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第二书记、省长李范五的亲切接见。
1966年春天，张琪玉和马居里作为知青骨干被哈尔滨“知青办”抽调到位于黑河的“哈青农场”——即后来的“哈青独立营”，分别担任第一连、第二连的连长。她们在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睡帐篷，喝泉水……兵团战士们历尽艰辛，终于在一片荒原上取得了首次粮食大丰收。张琪玉所带的连队被评为“边疆钢铁红一连”荣誉称号。
然而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和不断深入发展，到了1968年，张琪玉、马居里、丁恩明、单光复等二十多名“家庭出身不好”或者有“家庭历史问题”的知青干部，都因“不适于掌握兵权”而被免了职，都被调到了隶属于一师一团的一个马场，并分别被分配到马场下面的各个连队里当战士。嘴说是兵团战士，其实就是“内控”知青。
张琪玉被分到了三十四连。不当连长没关系，反正都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没啥不一样，她一开始并没有多想。然而后来才发现，她们在这里实质上是被“一对一”的监管劳动，而且每个知青都承担着比普通兵团战士更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张琪玉凭着她对党的阶级路线的理解和平时坚韧乐观的性格，在毛主席“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思想指引下，仍旧一如既往地为夺取粮食大丰收播撒着自己青春的汗水；她还以“知青老大姐”的身份，经常给某些情绪悲观的知青做思想工作，想方设法地开导他们丢掉思想包袱，放开眼界向前看，振作精神，用真实的行动来验证自己无愧于兵团战士的光荣称号。时间一长，张琪玉就成了大家心中的“贴心大姐”。知青们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讲，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她说。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张琪玉想像的那样简单，更没有朝着她预想的方向发展。一九七一年六月里的一天，团部派保卫股长黄心顺为总指挥，以保卫干事王相生为组长，到三十四连来搞阶级斗争，声称要在三十四连抓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在一次大多数人都毫无思想准备的群众大会上，张琪玉像往常一样，正一如既往地指挥着兵团战士们高唱革命歌曲。突然，坐在台上的王相生一拍桌子朝着她大声喊道：“张琪玉，你住嘴！不要再演戏了。”这一喊不要紧，整个会场也立刻一片哗然。张琪玉如坠五里烟云，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让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仿佛进入了梦幻之中。
紧接着，主持人王相生又朗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钻进党里，政府里的……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后，就大声喊道：“张琪玉就是这样一个混进我们兵团里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不要看她平时又能说又能干，很有号召力，其实这都是假的，她的每一滴血都是反动的。现在我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琪玉押下去，隔离反省！”台上这时又有人带头喊起了“打倒反革命分子张琪玉”的口号声……
此时犹如五雷轰顶的张琪玉立刻就被几个手持棍棒的青年人连推带搡地带回了宿舍。她简直不敢相信在这几分钟时间里突然发生的这一切。让她惊恐中还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当她确认这是现实的时候，却又在内心鼓励自己——我没犯任何错误，这肯定是搞错了……
（二）
从那天起，张琪玉每天都被关在屋子里“反省”，写“交代材料”。吃饭有人送，洗脸有人打水，连上厕所也有人跟着。
第三天晚上九点多钟，工作组组长王相生开始提审她了——
“你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你认罪了吗？”他这第一句话就把张琪玉的肺都气炸了。
“我是兵团战士，不是反革命！你们说话要负责一点。我一九**年就响应党的号召，自愿下乡插队；到兵团以后我又是‘边疆钢铁红一连’的连长。我怎么是反革命？你们要把事情搞清楚，不要给人乱扣帽子！”
这位工作组长想不到张琪玉如此嘴硬，竟敢公开跟他顶撞。于是他也气急败坏地站起身来，一拍桌子怒吼道：“住嘴！我们是让你来交代问题的，不是让你来表功的！你要放明白点，把你的反革命罪行都老老实实地交代出来，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今天就看你的态度了。”
“我没有罪！我对党一贯忠心耿耿，我的罪在哪里？”
“你的罪在哪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好，看你还年轻，又是知青，那我就先来提醒你一下！你可好好听着。
“第一，三十四连机修班的陈国栋‘投修’未遂，最后畏罪自杀，这是叛党叛国行为。你就是他的幕后总指挥，总后台！”
张琪玉猛的吃了一惊——他真的又选择了自杀？他不是想通了吗？他在我面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这才不到一个月怎么又变卦了……
“第二，你思想反动，不但自己偷听敌台，还引诱小青年也跟着听，你还喊了反动口号。你到底听了多少次，要如实坦白！
“第三，我们做过调查，你曾经和苏修特务吴国章在一起谋划‘投修’计划，你要跟我们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
张琪玉听完这些以后，本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她，这时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她开始回忆起到三十四连以后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张琪玉首先就想起了被自己劝说过的那个陈国栋。这个小伙子一小在山东老家长大，十几岁以后跟着姑姑来到东北，最后在这片荒原上的这座马场落了脚，还当上了三十四连农机班的机修工。就因为跟一个女知青谈恋爱，竟被连长张昌富派来的人抓了起来。给他戴上了“流氓”、“道德败坏”、“诱骗女知青”等一堆大帽子不说，还在连里开了好几次批判会，搞得这个性格腼腆的年轻人整天不敢见人。由于他拒不承认“错误”，坚持认为他们是自由恋爱，两人又都到了法定允许结婚的年龄，没有啥错误。
然而，他要是没错，那显然就是连长错了，这还了得！连长怎么能在政治上吃败仗呢？于是张连长就变本加厉地组织三十四连的兵团战士把陈国栋的问题“上纲”、“上线”，深入开展大批判。于是连部又接连召开了两次规模更大的批判会，连马场的职工家属都参加了。最后给陈国栋定了个“破坏毛主席知青路线的坏分子”，让他和那个女知青立即断绝恋爱关系，否则就把他们都开除兵团。还暗地里派人监视陈国栋的行动，以便随时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
本来性格内向的陈国栋被这么一折腾，一个月下来可真的吃不住劲了。他想，女朋友在那帮人的“教育”下已经跟他彻底分手了，连里的女知青也都不把自己当正经人看待，见了他就像见了魔鬼似的躲着走，农场的职工和家属们也常聚到一起嚼舌头，在他身后指指点点的说啥的都有，连自己的姑姑也骂他给她丢人现眼了……都这样了，自己今后还咋有脸活在世上呢？于是这小伙子在心里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有一天夜里，监视他的人报告说陈国栋不见了。连长立刻命令所有知青一律出动，撒开大网四处追逃，以防他破罐子破摔跑过去“叛国投修”。结果在一片漆黑的荒原上没有发现陈国栋的身影，却意外地看见了出现在夜幕上空的一颗信号弹。这不免让当时阶级斗争观念极其敏感的人们把它跟陈国栋的失踪联系起来了。
第二天上午，陈国栋不知从哪儿又回来了，无论谁问他什么，他都一言不发，人也显得越来越木讷。
平日与陈国栋关系不错的哈尔滨知青刘旭阳，发现他的情绪不大对头，就对他多了几分小心，还转弯抹角地几次劝他千万可别做傻事。可是陈国栋却一点儿都没有反应。后来又偶然听供销社的人说，陈国栋头一天在那儿买过一瓶农药不知要干啥。为防不测，刘旭阳一下子想到了请老知青“张大姐”开导开导陈国栋，不然怕是要出大乱子。于是刘旭阳就在陈国栋面前撒了个谎，说让他陪自己去看一个“大姐”。
张琪玉原本不认识陈国栋，这次从刘旭阳嘴里得知了他的情况以后，凭着自己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和平时做别人思想工作的经验，她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竟一下子切中了陈国栋的思想要害，说得陈国栋心里一点点地亮堂起来了，最后脸上也禁不住露出了惭愧的笑容。还表示要重新振作起来，从明天起，自己就挺起腰来，活得像个真正的男子汉……
陈国栋从张琪玉那里回去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张琪玉就不知道了。
原来，此时师部又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各兵团结合连队地处边疆的特点，时刻注意企图叛国投修和长期潜伏在边疆的苏修特务的反革命活动。
团部为了贯彻上级精神，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已经派工作组下来，对已经抓住的“活靶子”要进一步深挖，开展群众性的大批判，“上纲”、“上线”，一定要在阶级斗争上抓出成效来。
为了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工作组把陈国栋“破坏毛主席知青路线”的问题和前不久那次不明原因的“出走”联系起来，重新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之后，在工作组心里，陈国栋显然就有了“叛国投修”的嫌疑，上次出走就是一种迹象。于是他的问题性质“升级”了。
陈国栋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由专人看管起来了。两次被提审以后，他发现工作组总是把那次“失踪”硬往“叛国投修”上拉。其实，他那次本来就是不想活了，可不知为什么后来又鬼使神差地回来了。他恨自己当初没把那瓶农药一口喝进去……
陈国栋被张琪玉燃起的那一点希望的火花，让工作组这么一折腾又一下子熄灭了。在被关押的第三天夜里，他趁着看守打瞌睡的机会，悄悄地溜出去了……
追捕陈国栋的人们一直找到后半夜，终于在一片塔头沟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和丢在一旁的农药瓶。
陈国栋虽然走了，可张琪玉却因此蒙受了一场不白之冤。
工作组分析，陈国栋的死绝不是孤立的。尤其是连长张昌富了解到陈国栋在自杀前几天，曾经与张琪玉在女生宿舍里有过一次长谈，于是认为陈国栋的死张琪玉难脱干系。这是一个有计划“外逃”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幕后指使者就是这个家庭出身为“漏划地主”的张琪玉。
（三）
这是谁在给我栽赃，妄图置我于死地呢？张琪玉百思不解。从来不往坏里想别人的她，这回不得不对张昌富这个连长仔细思考一番了。
张琪玉来到三十四连不久，就发现连长张昌富在群众中的口碑极其糟糕。他经常在女知青面前炫耀，说自己当了三年兵住了两年半医院，又当了半年的勤务兵就转业了，连一枪都没打过。可咋样？照样给你们当连长！
张连长每天游手好闲，把大伙儿赶到地里以后他自己就说不上干啥去了。吃“忆苦饭”的时候，他光让别人吃，自己却一口也不动，还呲牙咧嘴地瞅着大伙儿笑。他老婆从来都不下地干活儿，已经生了仨孩子还要生，常年挺个大肚子晃来晃去的，知青们背地里都叫她“生孩子机器”。这还不算，这女人还经常往家里拿公家的东西，连地里的土豆、白菜、萝卜、大葱什么的都不放过，要是被别人看见了，她就敲山震虎地威胁说：“俺当家的是你们连长，拿这点破玩意儿算个啥！谁有意见就告去，看不整死她……”
张连长及其家属的这种形象自然使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而张琪玉恰恰与他相反，她劳动积极，什么事都先为别人着想，过去又当过连长，很有组织能力，她说什么大家都愿意响应。于是这个心胸狭隘的张昌富就对张琪玉嫉妒在心。心想，要是踩不住她这个“羊圈里跳出来的大牲口”，往后我在连里说话谁还能听？还怎么发号施令？
有一次，张琪玉和几个女知青下夜班回来从张连长家大门前路过，见他家屋里的灯还亮着，都下意识地往屋里瞥了一眼，想不到却看到了令人难堪的一幕——张连长正和一个女知青坐在炕沿上忘情地亲吻呢。后来发生了什么，她们就不得而知了。时隔不久，张连长的老婆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两口子还为这事大吵了一架。从那以后，张连长一看见张琪玉就气不打一处来，说话也更没有好脸色了。
看来，这个张昌富是要对我打击陷害了，张琪玉心里想到了这一点。
关于“偷听敌台”的事，分明是颠倒黑白。那个平时三天两头装病逃避劳动的“小上海”张金娣，在连里年龄最小，经常想家哭鼻子；又因为比较任性，几乎跟谁都吵过架，所以跟每个人的关系都搞得很紧张，许多人都疏远她。只有热心的张琪玉经常跟她谈心，劝导她在思想上要积极上进。还经常帮她打饭、替她洗衣服，叠被子，还把自己的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放在她那里让她听，让她多关心国家大事，多关心时事政治。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张琪玉和“小上海”头枕着行李并肩倒在炕上，“小上海”手里摆弄着“半导体”，拨来拨去，里面竟然传出了女主持人阴阳怪气的语调。张琪玉意识到这是“美国之音”，就立即阻止她赶紧拨过去。“小上海”顺从地服从了。可她又问了张琪玉一句：“你怎么知道那是‘美国之音’呢？”张琪玉随便回答说：“也是偶然拨到的，一听那语调就是敌台。”
后来随着“文革”的不断深入，人人都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在一次“斗私批修”当中，一些知青揭发了张金娣“偷听敌台”的行为。可是这个“小上海”在向张连长交代问题的时候却说，是张琪玉让她多关心政治、多听广播的，自己也不知道是啥台，反正啥都听，连收音机都是张琪玉借给自己的……
张昌富这下子又有机可乘了。他安慰了张金娣几句，给她卸了思想包袱。又拐弯抹角地引导她把问题都往张琪玉身上推。他说，在这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面目前，你小小年纪懂个啥？还不是受了那个老谋深算的张琪玉的诱骗！她出身是‘漏划地主’，这事儿你能不做阶级分析吗？”
“小上海”是“金蝉脱壳”了，可张琪玉却是在劫难逃了。
至于跟“苏修特务”吴国章共谋“投修计划”，更是荒唐至极。
一次张琪玉患了感冒，高烧到三十九度不退，她破天荒地开口跟连长请假。张昌富倒是答应她可以不到地里干活，但是却破例让她去顶替别人看押“苏修特务”吴国章。张琪玉不知张连长的险恶用心，勉强撑着身子来到关押吴国璋的那间土屋。这时只见一个手脸脏兮兮的、瘦骨嶙峋的男人目光呆滞地卷缩在一个角落里，身下只铺了一些谷草。
张琪玉找来两块土坯在小屋门口坐下，把身子靠到墙上，有气无力的喘着气，认真地履行着一个“看守”的职责。
此时的她在心里想，这个人也真是的，自己给苏修都干了哪些事，事实求是地说出来不就得了，何必在这儿遭这种罪呢?
不知又过了多长时间，张琪玉终于开口了，并认真地规劝起这个“苏修特务”来了。想不到的是，她不多的一番话竟让这个不到五十岁的汉子吃力地睁开了那双无神、臃肿的眼睛。
“哎，姑娘啊，你让我说个啥呀？我连一个大字都不识，人家‘修苏特务’能要我呀？”那汉子哭丧着脸扭过头来木讷地望着张琪玉说。
“不是‘修苏特务’，是‘苏修特务’。”张琪玉纠正他说。
心想，难道这个竟能把“苏修”说成“修苏”的人真的会是苏修特务？接着张琪玉又用党的政策开导他。说着说着，这个老汉竟然在她面前撕心裂肺地嚎啕大哭了起来。他这一哭也让张琪玉动了恻隐之心，难道眼前这个老汉真的会有什么难言的委屈？
不大一会儿，吴国章止住了哭声，下意识地在那个空烟口袋里掏来掏去的，结果也没掏出一点儿烟末来。张琪玉出于对他的同情，也出于打算探听个究竟的好奇心，便撑着身子站起来，走到附近的供销社，花了九分钱给他买了一包烟。这可真让吴国章受宠若惊了。从打他被当成特务关押起来至今四十多天，还没有一个人跟他这样说过话呢。此时他面对这个善良的姑娘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就断断续续地把一肚子的冤屈都倒了出来。
（四）
原来，吴国章老家在山东，闹自然灾害那些年饿肚子，他听别人说东北大兴安岭那边有金矿，能采金子，就带着老婆和老爹，跟几个逃荒的老乡一块儿来到东北。结果在一次换车的时候老爹没挤上火车，一家人走散了。小两口只好跟老乡分手，在下一站下车，又回去寻找老爹，结果一直就没见老爹的踪影。前后折腾了一个来月，不但没找着老爹，就连剩下的一点盘缠钱也被小偷偷走了。金矿没去成又丢了老爹，走投无路的吴国章只好领着老婆一路乞讨，漫无目标地流落到了黑河一带。这时妻子已经快要临产了。吴国璋在一户好心农民的帮助下，好歹把妻子安顿下，然后他又出去四处打听老爹的下落。一晃又过了一个多月，天快冷了，老爹仍然杳无音信。悲伤至极的吴国章惦记着妻子，又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不久，妻子临产了，可是又因为难产大流血丢了性命。吴国章无法养活这个刚生下几天的孩子，他只好把这孩子送人了。
家破人亡的吴国章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人几乎要疯了，成天要投井跳河的不想活了。在好心村民的看护和劝慰下，过了好些日子他才渐渐恢复了正常人的意识，勉强地活了下来。最后流落到现在这个马场里赶马车。吴国章一个人在这里落脚以后，才过了几年的消停日子，“文革”又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倒霉的事情又让他摊上了。
那是一次去往黑河送粮的路上，吴国章赶着马车往回走的时候在大道上捡了一张地图。他不知这是什么东西，有啥用途，只见上面花花绿绿的挺好看，就带了回来，这么多年了也没舍得扔。有人看了才告诉他这叫地图，还指着上面的小圈儿告诉他，“这儿是海兰泡，再往下，南边儿这个就是哈尔滨”。上面其它圈圈点点的都代表啥他就一无所知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张捡来的地图，竟然给他又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一次对外来人口的普查中，调查人员发现了这张印着苏联东西伯利亚地区以及我国黑龙江北部瑷珲、孙吴、黑河以及往南的齐齐哈尔、哈尔滨一些城市的地图。于是他们就对这个本来就来历不明的单身汉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走的时候还把那张地图拿走了。
再后来，吴国章被公安人员审问了两次，莫名其妙地成了“苏修特务”嫌疑的吴国章被吓傻了。他见过“地主”、“富农分子”挨斗的情形，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跑吧。当天夜里他就逃到了二十里地以外鄂伦春族的一个小村里。天刚破晓，饲养员老汉出来喂马，发现了正躲在马棚里偷吃豆饼的吴国章。他无处可藏，只好慌称是过路的，饿急了找点吃的。那老汉也没在意，就让他走了。中午刚过，调查人员到吴国章家里去找他，发现他那间破屋子已经上了锁，这才料定吴国章是逃跑了。于是对他的疑点迅速上升，立刻派出十多个人骑马去追，路过鄂伦春族小村时一打听，才了解到了吴国章的行踪。这帮人快马加鞭一路追去，在天黑之前就把他绑在马爬犁后头拖了回来。
虽然是雪地，可是一路十几里吴国璋的棉裤早已被磨破了，连臀部也已经血肉模糊让人目不忍睹了。半死不活的吴国璋被连夜审讯，他嘴里反反复复总是一句话：“我——不是‘修苏’，我不是——‘修苏’……”
审讯人员怒斥他说：“你甭跟我们装蒜了，装疯卖傻也没用。想活你就快说，你都给他们干了哪些事儿？”
被吊在房梁上一顿抽打之后，吴国章早就被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第二天，审讯人员把他围在中间，拿着地图质问他上面标的都是什么地方，带过来的任务是什么，都跟谁联系……
吴国章说出了“这个圈儿——是海兰泡，往下这个——是，哈尔滨。”
两个审讯人员对视着点了一下头，心里说；“完全正确，一点不差”。
“继续回答，这些红圈儿都代表什么意思？”
“那我就——不知道了，别的我——啥都——不知道了……”
“看来你还想装疯卖傻，不想都说出来是吧？来人，再把他给我吊起来！”……
后来不知道啥时候，他醒过来了，自己也不知道几天没吃饭了……
张琪玉听了吴国章这大半天的讲述，有时候说得让她头皮都一阵阵发炸，只是傻乎乎地听着他说，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了。
然而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跟这个“苏修特务”的这次“谈话”，全都被连长派来盯梢的人远远地看在眼里了。虽然没听见都说了些什么，但是仅凭这些，指控张琪玉跟“苏修特务”在一起“密谋”，已经足够了……
（五）
张昌富一方面针对张琪玉的问题亲自到各排去个别“走访”，搞背对背的“揭发”，另一方面由指导员召开揭发张琪玉反动言行的座谈会。他们鼓动各个排长带头写材料，“上纲上线”，谁批得很，批得透，还可以“火线入党”、甚至“提干”。然而事后张昌富跟指导员一碰情况，他们不但都没获得“需要”的材料，反而好多人都说张琪玉心地善良，敢于直言，待人热情，劳动积极等等。张昌富气愤地说：“三十四连的人阶级斗争觉悟也太低了，优点谁还没有几条？怎么都被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张琪玉给蒙蔽了呢？”
一个叫武华的班长，是来自鹤岗的女知青。她听说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在连长的授意下要给张琪玉写伪证，就立刻把她找来说：“你按着张连长的意思胡编乱造，污蔑张琪玉，不觉得亏心吗？你要是真这么做，那咱俩今后就断绝来往。”
张昌富知道了这件事，十分恼怒，立刻把武华的班长撤了，要不是武华的家庭出身好，恐怕连团籍也保不住了……
自从张琪玉被关押以后，工作组曾几次提审她，她都拒不“认罪”，而且态度强硬。尤其是组长王相声看了她写的“交代材料”里，全是一些回击某人对她的污蔑和陷害的内容，鼻子都气歪了。他向团部保卫处的黄股长汇报以后，这位“黄心狠”把材料恨恨地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的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向无产阶级**挑战！我就不信整不垮她！明天就把张琪玉押到到团直属连，放在保卫股眼皮底下，看我能不能整倒她！就算是死几个人那也是革命需要……”
押着张琪玉的囚车一到团部，她就看见挂在土墙上的那条醒目的白色横幅上用黑笔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张琪玉”几个大字，名字上还打了一个大大的红叉。张琪玉被数不清的兵团战士、职工、家属和一大帮孩子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像看一个怪物似的看着这个据说是“顽固不化”的“女反革命”。人群中“打倒反革命分子张琪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围观的男男女女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张琪玉真切地听见其中有人惊奇地说道：“哎，这不是“哈青独立营”一连的连长吗？怎么成反革命了？”接着又有个女知青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你没听黄股长说么，她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你从表面上能看得出来吗？张团长是谁呀，能蒙蔽过他的眼睛？他一到三十四连，不几天就把她给挖出来了……”
张琪玉听了这些话真想在她们面前大喊一声：“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反革命！”可是谁会相信她的话呢？当几个人押着她从两边列队怒吼的人群中穿过时，突然有几个人挥起拳头朝她的头部打来。张琪玉无法招架，也无法躲避，直被那些人打得晕头转向，鼻青脸肿，险些摔倒在地上。
张琪玉首先被带到团部保卫股训话。保卫股股长黄心顺两眼怒视着张琪玉说道：“你这个老反革命，听说在三十四连整不倒你，还有人给你唱赞歌，看来你还有一套手段哪！从今以后，就由我在这儿亲自坐镇，让你尝尝一师一团的厉害！”
这个黄心顺平时就以“心狠手辣”著称，所以得了个“黄心狠”的外号。这时他喝了一口水，然后把水缸子往桌子上一砸，接着说：“你明白么，今天你到了这儿，就成了真正的罪犯，犯人嘛就有犯人的规矩，你要听清楚。第一，你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第二，直属连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监督你，指挥你，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第三，你不论到哪儿去都得请假。听见了吗？”
“那要上厕所呢？”张琪玉轻蔑地反问了一句。
“废话！当然也得请假，还得有人跟着！”
第二天一大早，张琪玉就被赶进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小土房子里，里面横七竖八地躺着十来个“男犯”。她一进来，这些人都坐了起来，一个个默不作声。她在一个角落里蜷缩了几分钟，就听见外面有个男看守朝屋里喊着：“快出来，先向毛主席请罪，请完罪再过来打饭！”
“我该死，我有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男犯们请完罪以后每个人分到两个馒头、一碗玉米面稀粥和几根咸菜条。轮到张琪玉了，那个负责打饭的女炊事员用铁勺子使劲儿敲着她的脑门儿说：“你怎么不请罪？怪不得黄股长说你最不老实呢，真够反动的！”张琪玉只好学着那几个男犯的样子重复了一遍，这才拿到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粥，只是别人的一半。二十分钟后，这些“犯人”又被人像牲口似地赶到地里去干活儿，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中间不许休息。送水的来了，还特别强调说：“别人可以喝，就是张琪玉不能喝，这是黄股长的指示。”
张琪玉口渴得喉咙像冒烟似的，舌头发粘，连点唾沫星都没有，嘴唇干裂得流血。吃不饱肚子又不给水喝，再加上过度的劳累，晚上回来的时候，别说张琪玉，就连那几个“男犯”一个个都迈不动步了。
在直属连这八个多月里，张琪玉每天都被饥饿和疲惫折磨着，人瘦得吓人，整天头昏眼花，头重脚轻。她这时才体会到一九六零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饿死。如今饥饿正在威胁着自己的生命，死神正一步步向自己走来。为了活下去，有一次她冒着风险，到供销社买了一斤饼干装在背篼里。中午趁排里的人都睡午觉的时候，她偷偷地拿出来，极其小心地才吃了几口，就被那个躲在暗处的女看守发现了。她几步跨到张琪玉身边，一把就抢走了那个背兜，还大声吼叫着：“同志们，兵团战士们你们快起来看哪，这个女反革命分子还偷吃饼干呢！这不明明是抗拒改造吗？”说着就从张琪玉的背篼里一把掏出了那包饼干，使劲儿地撇到了窗外，嘴里还说：“让反革命分子的饼干见鬼去吧！”那些被她喊醒了的战士一个个也都义愤填膺，眼里冒着凶光喊着：“对，黄股长交代过，反革命分子的一切都可以没收！”
“不要脸的东西，还想吃饼干呢！”
“滚下来，快到地里干活去！”一个战士一边说着，一边把张琪玉像拽狗似的从炕上拽了下来。饥饿伴着泪水，在看守的监督下她又度过了难熬的九个小时的强劳。
那天干活回来，张琪玉发现自己的挎包被扔在地上，东西都被别人翻过了，四十多块钱和三十多斤粮票早已不翼而飞。她虽然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但也不能吱声。这时，那个凶恶的女看守又不知从哪儿走过来了，手里拿着从张琪玉的褥子底下搜走的那个日记本，指着张琪玉鼻子说：“你一个反革命分子还写日记呢？是写‘变天账’吧！你还想翻案哪？没门儿！”说着就把日记本儿一张一张的撕成了碎片儿，扬了一地。
几天以后，张琪玉和六个“男犯”又被派到基建队去干活。看守让她一个人挑水、合泥，然后再挑起装泥的土篮子，踩着只有一尺多宽的跳板上到三米多高的地方，送到每个抹墙的“男犯”跟前。她如果供不上这六个人干活，就不给饭吃……几天下来，张琪玉的手磨出了血泡，肩膀也磨破了，由于感染，流着脓血；胳膊上还长了三个大疖子，肿得连上衣的袖子都伸不进去了。那个女看守无奈，骂骂咧咧地把她押送到团部医院。
一位女医生掀起张琪玉的衣服惊叫道：“哎呀！怎么到这程度了才来呢？你可真能忍哪！”张琪玉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见有人对她说句同情的话了，这时她强忍住心酸委屈的眼泪，嗓子开始哽咽了。这时那个女看守朝女医生递了一个眼色，随� ��恶狠狠地说：“她是反革命，**对象！”
女医生明白了，不再说话，却拿着夹着酒精棉球的镊子在伤口处使劲儿地捅来捅去，张琪玉疼得嗷嗷直叫，差点儿昏了过去。
临走时那个女医生说：“回去让她休息两天吧！”她刚说完，女看守就大喊起来：“休息？我可没这个权利。黄股长有令，谁休息她都不能休息，谁叫她是反革命了！”
一天晚上，图排长悄悄地走到张琪玉面前，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身份，用挽救“失足青年”的口气小声地对她说：“张琪玉呀，平时我们都认为你是个勤奋上进的青年人，可谁知道你却瞒着大伙儿干反革命的事儿呢？你都干了些啥？赶快跟保卫股坦白吧，党是能宽大你的。你要是再这么硬下去，连饭都不给你吃了，还要开批判会，到时候可免不了要挨打呀！”
张琪玉用惊讶的眼神望着这位老实忠厚的图排长，吃力而又失望的说：“图排长，你也真的相信了他们的话吗？”
“嗨！我还不是怕你遭罪嘛……”
此时的张琪玉真可谓是欲哭无泪。
（六）
转眼进入了冬季，张琪玉和那十来个“男犯”又像牲口一样被赶到二十里地以外的草甸子上去打马草了。这时的她，身上穿的还是秋天的那几件单衣，脚上穿的还是刚到直属连来的时候那双如今已经露出了脚趾的“农田鞋”。回来的路上，看守命令她跟另一个“男犯”抬着一口里面装满餐具的大铁锅，在没膝的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稍慢一点就会遭到看守的拳打脚踢。这时的张琪玉，常常在脑海里闪现出小时候看过的苏联电影《丹娘》中“卓娅”的形象——她赤着双脚，穿着单裙，在厚厚的积雪中，在刽子手的刺刀威逼下一步步走向绞刑架。她联想起自己，此时不就像卓娅那样一步步走向死亡吗？然而不同的是，卓娅半小时以后就死在了绞刑架下，而自己却要无休止的被折磨下去；还有，卓娅是为了保卫祖国死在了法西斯刽子手手里，死得光荣，死得伟大，而自己呢？一个忠于祖国忠于党的知识青年，却被某些披着共产党干部外衣的法西斯分子无中生有地打成了反革命……她想着想着，竟然一步也挪不动了，在幻觉中她开始摇晃起来，接着脚下一滑，一头就栽进了身旁一个一米多深的雪坑里，肩上的大铁锅和餐具也都一股脑地砸在了她的身上。有个兵团小战士从“男犯”手里夺过一把大傓刀就向她打来，这时另一个男知青挡了一把说，：“算了吧，反正她也活不了几天了……”看来这个男知青对已经丧失了躲闪能力的张琪玉还有一点点怜悯之心。可是紧接着又听见一个女知青冲着张琪玉喊道：“装什么装，快起来！耽误了我们吃饭别说我们还要批你！”
后来，半死不活的张琪玉自己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被那帮人拖回来的。
这一个冬天，张琪玉每天天不亮就要给食堂的每口大缸都挑满水。由于井口被冻得只有不大的一个小口，连柳罐都拽不上来，她只好趴在井台上，用钢钎把井口一点一点凿大以后才能打水。然后再登梯子上房顶上去扒冻白菜，冻萝卜，下窖去背土豆子，扛到猪棚子里以后把它们剁碎，扔进大锅里熬成猪食，再挑到猪圈里去喂猪，喂完猪还要打扫猪圈，刨尿冰……
这年春节，直属连搞得挺热闹，男女战士都放假，还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节目，食堂还要搞大会餐。轮到张琪玉这伙犯人吃年夜饭了，按照惯例向毛主席请罪以后列队走进了食堂，可是让她（他）们看见的却是满桌的残汤剩菜，一片狼藉，与此同时，从外边灌进耳朵里的都是从各个宿舍里传出来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欢乐歌声……
几个月的精神摧残和肉体折磨，让骨瘦如柴的张琪玉不仅身受多种外伤，而且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风湿性关节炎、慢性支气管炎以及严重的胃病、肾盂肾炎和多种妇科疾病。
此时的张琪玉才真正理解了陈国栋之所以选择自杀的理由，自己的脑海里不也曾几次闪现过那种念头吗……
任何事物走到了极端以后必然走向其反面。
一九七二年二月的一天，张琪玉上厕所的时候，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从三十四连来的女知青。她知道张琪玉出来是有看守跟着的，所以连一句话也没敢跟她说，只是对她使了个眼神儿，然后不动声色地往张琪玉手里塞了一个纸条就出去了。不明就里的张琪玉偷偷地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张昌富被审查了，你一定要挺住。
“这个家伙该有报应了！对，我无论如何要坚持住，决不能死，否则他们会给我留下一个永远洗不清的罪名。我只有活下去，才能给自己讨回清白，也不枉跟这几个灭绝人性的家伙斗了这九个多月……”张琪玉看了这张纸条，更坚定了她活下去的信心，她似乎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
原来，前两个月回家探亲的北京知青和上海知青回来说，中央已经下发了文件，周总理还作了批示，要对某些兵团发生的侮辱、强X女知青的事件进行严查、严惩。此后，师部领导先后接到两名女知青检举张昌富不轨行为的信件。还收到一封以“正义的兵团战士”的名义写给师部领导的匿名信，揭发张昌富利用“小上海”陷害张琪玉的事实。紧接着“小上海”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到团部撤回了自己写过的假证，还痛哭流涕地说自己当时是出于无奈，是为了得到招工回城和上学的指标，她不敢违抗张昌富的意思，就把“偷听敌台”的问题都推到了张琪玉身上了。自己也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几个月来在良心的谴责下，她一直都生活在愧疚和悔恨中。
团部一直把张昌富当做善于洞察阶级斗争动向的得力人物，此时在中央“红头文件”和女知青们的检举信面前，工作也变得谨慎起来了。于是连刘旭阳写来的那份被他们压了半年之久的澄清陈国栋自杀真相的证明材料一起，重新拿出来做了一番研究。
保卫股长“黄心狠”那些日子也坐不住凳子了。他听下面人报告说，张琪玉精神恍惚，整天蓬头垢面，憔悴得吓人，看起来好像活不了多久了。他心想，一开始这些材料都是自己报的，如今在直属连这儿也没审出个结果来，张琪玉要是真的死在了直属连，自己反倒不好交代了。
也许因为三十四连连长张昌富近来被审查，才使团部保卫股长这家伙的残忍行为有了一些收敛。这一天，身穿黄色军大衣、头戴黄军帽的黄股长又把张琪玉叫来了。他破天荒地对张琪玉说：“今天你可以坐下听我讲了。听直属连的人说，你在最近两个月里改造得还不错，可以算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但是你今天还要很好地跟我们配合一下，配合好了明天就可以释放你，你听清了没有？”
“你们让我怎么配合？”瘫软无力的张琪玉勉强地问了一句。
“等我们把材料整理好以后，只要你在上面签个名，就可以回你们三十四连去了。”
“那我得看看你们整理的是什么材料，我都犯了什么罪，如果还是那些莫须有的罪名，难道我也必须签字吗？”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是以事实为根据，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漏掉一个坏人。”
“我倒是真希望你们能这样办案。”张琪玉说这话的时候使了很大的力气。她明显感到了这个“黄心狠”说话的语气跟上几次大不一样了……
几天以后，团部的领导和保卫股长几乎同时接到通知，要他们带齐关于张琪玉和那些“男犯”的所有材料到师部去开会。结果这次会议比每一次会议开的时间都长，一个星期以后才结束。
保卫股长黄心顺回来两天以后，又把张琪玉找来了。
“张琪玉，这次我是代表团部找你谈话，不是代表保卫股。团部党委对你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目前已经有了初步结论。组织上认为你还年轻，犯一点错误也是难免的。比如不接受别人的批评，对于组织上对你的审查抱有抵触情绪，对基层领导不够尊重等等。最后团部决定给你个‘记过’处分，师部也已经批准了，这样你就可以回三十四连了。”
张琪玉就这样草率地被“解放”了，她没有看到给她平反的任何书面材料。这到底是个什么结论呢？张琪玉还是没有明白。给自己打成反革命的时候那样满城风雨，如今取消这个结论的时候为什么又不声不响呢？
不少人都劝她说，哎呀算了吧，到啥时候胳膊也拧不过大腿，你还是见好就收吧！快好好养养自己的身子吧，难道你吃苦还没吃够啊？
一个多月以后，张琪玉又得到一个消息：在她离开团部直属连几天以后，吴国章也被无罪释放了，现在住在团部卫生院里养病疗伤。张昌富被被撤销了连长职务，到团部赶马车去了；团部保卫股股长黄心顺也被撤职了，而且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粉碎“四人帮”以后就跑回老家河北邯郸去了。
张琪玉由于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难以下地劳动，加上东北的气候原因，兵团“特批”她返城回到哈尔滨。此后又在好心领导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回到了原籍合肥，三年后她结了婚。
“文革”结束以后，党和政府为她的祖父张翰飞和父亲张君逸撤消了所谓“漏划地主”的不实之词，并查明张琪玉的父亲在199年弃笔从戎，参加了抗日队伍，在第三战区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唐世俊手下任上将秘书的历史事实，为他们恢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名誉；同时充分肯定了祖父和父亲在抗日战争年代，将举行个人画展收入的一万块大洋捐献给抗日部队的历史功绩，还对父子二人把卖掉字画换来的几百块大洋全部捐助给深渡镇女子师范学校和定潭村小学的爱国热情予以了表彰。
热爱共产党的祖父在临终前，还嘱咐儿子把家里的一百三十多幅字画全都捐献给国家。
如今张琪玉的二哥张仲平也成了现代著名画家。二零一一年的十一月四日，安徽省文化厅、安徽省博物院为“新安画派”举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第二届张翰飞、张君逸、张仲平捐赠书画展”，安徽省政府相关领导出席剪彩仪式并讲了话。
1979年夏天，张琪玉和她的丈夫带着两个孩子，不远千里又一次回到她的伤心地——黑龙江锦河农场，要求平反。当年横行一时的王相生见到了八年未曾谋面的张琪玉突然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神色十分惶恐，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张琪玉满腔怒火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她指着王相生的鼻子大声喊道：“王相生，你还活着，还升了官，我也活着，可还在遭罪。我问你，当初我什么问题都没有，你为什么伙同黄心顺往死里整我？你们毫无根据地编造罪状污蔑我陷害我，让我在生不如死的日子里煎熬了二百四十多个日日夜夜，这到底是为什么？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你们号称自己是共产党员，事实上你们就是法西斯暴徒！是人民的敌人！你们嘴里说的冠冕堂皇，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勾当，你们是在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你们为了升官发财，丧尽天良，草菅人命……”
王相生的脸抽搐着，一言不发。他趁着勤务员侯成上来解劝的机会，战战巍巍地对张琪玉说：“张琪玉，真是对不起。当时也是受了‘极左’路线的影响，满脑子都是阶级敌人，再说也没想到张昌富的本质那么差，也算是上了他的当。团保卫股的黄心顺一天几个电话地催，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你的罪证…….
“张琪玉，你这次要求平反，我会向总场领导说明实际情况，一定尽力帮助你，达到你满意的程度……”
接下来的那几天里，王相生就像招待贵宾似的招待张琪玉一家人。善良的张琪玉听了王相生的一番讲述，也看到了他内心的愧疚与忏悔，从内心也就原谅了他。
如今，坚强地活下来的张琪玉和她的爱人不仅培养出了两个读研究生的儿子，而且还买了一幢二百多平米的小楼。尽管她年事已高，身体瘦弱多病，但热爱生活的她，仍然以饱满的热情从事着她一直热爱的教育事业，目前在合肥市已经成了一个名气不小的、年纪最老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