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枷锁
女知青刘淑兰是哈尔滨市第二中学一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她长着一双睿智的眼睛，黑葡萄般的眼球里闪着聪慧的光。她政治上进，学习刻苦。毕业时她的理想是将来做一名“白衣天使”。由于她各科成绩优秀，所以学校决定保送她到齐齐哈尔“军护”学校去学习，为实现她的梦想插上一双翅膀。
这时，党中央向全国青年发出了学习董加耕，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农民”的号召。毛主席关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开始在她的心中回响。祖国在召唤有志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献身的革命青年。她在《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中看到邢燕子、侯隽等人的光辉事迹后深受感动。“她们能做到的，难道我就做不到吗？”她崇拜她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钦佩她们扎根农村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为了要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她心中暗下决心，向“一穷二白”宣战，要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以天下为己任，做一个为共产主义勇敢献身的有志青年。
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她终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说服了对她的志向百般不解的父母，终于向学校党组织递交了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申请书。她豪迈地写到：“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不经风和雨，怎能成栋梁”。全校师生都为她的行动而感动，学校掀起了向她学习的热潮。
到农村以后，她能起早，能贪黑，从春天种地到夏天锄草、薅地，从秋天大田收割到冬天拉地打场，样样活计都不落后。论体格，她瘦小单薄，体重只有四十公斤，论力气，她也不能跟当地的女劳力相比，她毕竟是从小在大城市里长大如今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但是她“宁让身受苦，不让脸受热”的坚毅气质和永不服输的性格使她不久就成为生产队里的劳动能手。不论多苦多累，多脏多臭，她都不在乎。她凭着一颗火热的红心和一股顽强的意志，履行着自己的誓言。她给社员们留下了性格开朗、干活泼辣的印象。
刘淑兰还能歌善舞，很快就成了业余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力量。因为当时大队没有卫生所，大人孩子有了毛病都去找东拉拉屯儿的那个“花先生”。为了给贫下中农排忧解难，她凭着满腔的热情，又做起了义务卫生员，一年四季跑遍了生产队贫下中农的家，给头疼脑热的大人和孩子打针、送药。
第二年秋天，她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开起了粉房，远近各村屯来换粉条的车马络绎不绝，生产队当院里的土豆堆成了山。因为粉房要单独核算，原来的负责人又“撂挑子”不干了，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赶快选出一个既能起早贪黑、讲究原则，又能写会算、办事公道的当家人来。“队委会”研究了几个晚上也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最后还是年轻的妇女队长黄德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找个女的来当这个家呢？没想到话音刚落，就引发了其他几个队委的哄笑。
“那不闲扯呢吗？一袋子土豆一百五、六十斤，折腾来折腾去的，哪个‘小工子’能干得了？”陈队长首先否定了她的想法。他们向来都是看不起女劳力的，所以从来都称她们为“小工子”。
“那可不，这活儿呀，‘小工子’是干不了哇。再说粉坊里头埋埋汰汰、湿拉吧唧的，男劳力都不愿干呢，何况女工了？要我看哪，你给多少工分儿也没人愿意干！”
“我说句不好听的，‘骒马驾不了辕’，那么大一摊子，哪有让女人当家的？到最后一算帐还不得赔个底儿朝天哪！”
“队委会”的几个人坐在炕上七嘴八丫子地嘲笑着妇女队长的意见
黄德琴说：“你们也别把女工都看扁了，我提的这个人哪，大概你们男的也不一定能赶上人家！”
几个队委一听这话，反倒让她说说这人倒是谁。
“我说的是人家知识青年——刘淑兰。”
别说，她这句话还真让大家心里一亮。他们平时都一致认为，刘淑兰这个知青可真是个好姑娘，生产队里的活计她不但样样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头脑聪明。有一次，生产队那位蹩脚的会计正在核算几笔支出，会计的算盘还没打完呢，刘淑兰站在一边儿就心算出来了，结果俩人算的结果都一样。从此这件事就被社员们传为了美谈。
“嗯，你别说，这姑娘干活儿可是麻利，脑瓜儿还精明。可人家是知青啊，哪能为生产队操这份儿心呢？”陈队长又顾虑起来。
由于无奈，队委会决定先跟刘淑兰谈谈试试。
当陈队长把对委会的想法跟刘淑兰一说，没想到她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了。从第二天起，刘淑兰就成了第四生产队粉房的女管家。
刘淑兰专门为粉房建立了往来帐目，出库入库笔笔有踪，收入支出项项清楚，赶着装满土豆的马车来换粉条的外村农民，不论早晨、中午、下午都有来的，忙得她完全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规律。有时刚要吃饭，人家一喊，她撂下饭碗抬腿就走。她跟粉房里的其它男劳力一样搬扛装满土豆的麻袋，通过抽样验等以后，再计算该付出多少粉条。从卸土豆、验等、过秤、入库到开票、出库付粉等一系列程序她都做得紧张而有序。队里的男女社员们看在眼里，服在心里，都打心眼儿里佩服这个头脑聪明、办事麻利的女知青。
这年年终结算，第四生产队的劳动日值达到了一元四，在全大队是最高的，光是粉房这项收入就给生产队增收了一万七千多块钱。
当时正是“文革”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天，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悄然开始了。
处于“农业学大寨”高潮中的巴彦县农村，在确定社员每天的劳动报酬上也采取了“大寨评工”的计酬办法。
突然有一天，公社负责政审的干部来到大队，不知向大队领导交代了些什么。不久，陈队长就从刘淑兰手里要走了粉房的往来帐目，说来年粉坊的事情不用她管了。
春天种地的时候，别人干一天挣十分，她同样干一天，到晚上评大寨工分的时候也只能给她定七分。原因很简单——她的家庭出身不好，只能和其他地、富子弟一样，不能和贫下中农“同工同酬”。
从此，刘淑兰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平时开朗的性格如今变得少言寡语。少挣工分是小事，这种政治上的歧视对她的打击可是太大啦，低人一等的政治身份让她在社员面前抬不起头来。
自从“社教”运动以后，几个出身好的知青都抽到“工作队”派到外面搞“社教”去了。“社教”结束后，一个个都被“提干”，留在了当地工作。孤独的她却怀着政治上不被信任的无奈，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红卫兵袖章是革命的象征，身份的标志，而她却没有做红卫兵小将的资格，自然也戴不上耀眼的红袖标，基干民兵队伍里也把她除了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里再也见不到她的身影了。浪漫的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受到了重创，她无法排解内心的委屈，经常一个人躺在被窝儿里流泪，终日生活在被屈辱包围的日子里。
刘淑兰尽管自己的心灵在震颤中隐隐作痛，却坚信这是对她的不公，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与党的阶级路线相悖的错误做法。迟早会被纠正过来的。于是她忍辱负重，用自己的良知恪守着自己的信念，用巨大的付出体现着自己对党的忠诚。
一九七二年，刘淑兰终于用超乎常人的付出换回了组织的信任，当上了农村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一九七五年，她终于挣脱了“极左”路线套在她脖子上的精神枷锁，以一个“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