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挚友延年兄
（一）
那次公社汇报演出，最后一个出场的龙泉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获得了第一名。他们精彩的节目以及几乎完美的演出效果引起了全场轰动。我更是为他们乐队的精彩伴奏惊叹不已。扬琴、二胡、板胡、笛子、锁呐……清一色的民族器乐，在这方面，跟人家比我们的宣传队就相形见绌了。
散场时，我特意走上台去看看这些伴奏队员到底都是些什么人物，怎么如此专业？一个我熟悉的小伙子把我带到了正在整理器乐的那些人当中，还给我介绍了他们当中的一个，想不到这个人日后竟成了我的挚友，成了志趣相投的莫逆之交。
这个人叫韩延年，那年二十八岁左右。中等个头儿，两只和善的眼睛炯炯有神，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睿智、可亲的年轻人。他的家就住在龙泉镇的第四生产队。说句真话，刚才他们演出时我的耳朵完全被乐队美妙的伴奏所吸引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跳动在琴弦上的手指，而对于那些表演队员，反倒没太留意。开始我还以为这是龙泉大队从哪儿花钱雇来的乐队呢。我真不敢相信，在一个公社小镇里的演出竟会有这种高水平的伴奏。
我和韩延年唠得很投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么谦虚、真诚、和气而又热情，竟让我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在心里想，这大概就是缘分吧，我踏破铁鞋寻师访友，如今却不期而遇，真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呀！
其实，韩延年对我们这批在公社常常出头露面的哈尔滨知青早就有所了解，特别是女知青李义斌的独唱早已闻名全县，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这次相识为我们之间提供了日后交流与往来的可能。由于他的二胡、板胡拉得出神入化，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虽以兄弟相称，但在我心中却早已把他视为自己尊敬的老师。每次到龙泉镇办事或开会，我都抽空儿到他家里去请教。随着往来的密切，我才逐渐更多地了解了这位命运多舛的大长兄。虽然他仅仅比我大六岁，可是竟有着与他这个年龄不相称的曲折与磨难。
韩大哥一九五七年在黑龙江省卫生学校毕业。毕业前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说了什么错话，就被学校在他的档案中记下了“右派言论”的字样。毕业以后，别的同学都分配工作了，只有他的档案被转回到生源地巴彦县。不久，就被下放到城北离县城三十五里地的龙泉大队。那时，连大队领导也不知道这个小伙子到底犯了啥错误，就把他当作新下放来的一个单身汉，分配到了第四生产队劳动。那一年他还不满二十岁。
韩大哥的父母住在巴彦县城里，对他很不放心，常来乡下看他，顺便给他背几斤家里省下来的细粮。他们不知道儿子为什么被分配到了乡下，还多次到县政府部门和县文教科打听情况，但总是没有人给出正面答复，只是说：“在毕业的时候他不是填‘服从分配’了吗？别的就甭问了”。
韩大哥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情，在他们面前总是表现得很乐观，自己一个人咀嚼着内心的痛苦。
其实，这时的他已经从一个同学那里不经意间知道了事情的缘由。
在全国人民都在挨饿的那几年里，“卫校”学生食堂的伙食当然也不会咋样，顿顿都是高粱米饭、土豆汤；就这也吃不饱。尤其是小伙子，有限的饭票尽管顿顿都算计着吃，可还是不到月底就吃光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放假，在城里有亲属的同学都到亲属家去了。那些在市里没有亲属的同学都以为学校能改善一次生活，于是中午都早早地来到食堂排队了。性格外向、喜欢开玩笑的韩延年走到打饭窗口，隔着玻璃从窗帘缝隙往里瞅了一眼，回过头来半真半假地跟大伙儿说：“嘿！今儿个来早算对了——大米干饭！”同学们都惊喜地叫了起来，一个个还把装着小勺儿的饭盒摇得咣咣响。有一个同学不大相信，亲自到窗口往里看了个仔细——那不还是红刺啦的高粱米饭嘛！于是回过头来对韩延年说;：“你他妈竟扯淡，哪来的大米干饭？想好事儿去吧！”
韩延年嘻笑着说：“谁说大米干饭了？你耳朵咋长的？我说的是‘大米干看’！等着吃大米干饭吧，美死你啦！”周围的同学听了以后，尽管都很失望，但还是由于韩大哥的幽默引发了同学们的一阵大笑。
不知是哪个政治嗅觉“敏感”的同学把这件事儿向学校打了“小报告”。学校领导认为这可不是一般的玩笑话，应该作为严肃的政治问题来对待。严格来讲，这与“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污蔑如出一辙，是公开在同学当中散布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于是，学校内部做出决定，撤销了原来打算把韩延年留校当教师的计划，并且还在他的档案里写下了“右派言论”的字样。就是这几个字，彻底改变了这个年轻人未来的人生。而那个“政治嗅觉敏锐、阶级立场鲜明”的女生却顶替了韩延年留校任教的名额……
（二）
韩大哥心灵手巧，下乡时间不长就跟乡下一个木匠学手艺，几年后他的手艺活儿就不比老木匠差了。修农具、盖房子都离不开他们这师徒二人。
闲暇时间他总是拿起那把二胡，一个人坐在板凳上演奏。那首凄婉动人、催人泪下的《二泉映月》曾伴随着他度过了无数个夜晚。他把自己整个一个人都溶进乐曲中去了；他心中的伤感、不平、屈辱、义愤此时都在琴弦上流淌着，他已经完全入境了。每当这个时候，他的周围总会聚集来许多年轻人，一曲下来，四周早已被人们围得密不透风了，这时他才像从梦中醒来似的，跟大伙微微一笑，谦虚地点点头……
日子久了，他给农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这个年轻人勤劳能干，聪明好学，干啥像啥，为人谦虚和蔼，而且颇具艺术才华。他有眼儿的就能吹，有弦儿的就能拉。别看这个年轻人平时不怎么说话，可肚子里的“干货”还真不少呢！
一年以后，在他的身边就汇聚了好多想跟他学乐器的年轻人。一个个都成了他的好朋友，这就是他们今天这个乐队“雏形”。
“社教”运动当中，各大队都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由于韩大哥能编曲，能写词，能识谱还能演奏多种器乐，所以自然成了宣传队的首选人物。他把劳动中涌现的新人新事编成相声、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搬上舞台，那一场场幽默诙谐的演出可真让农民们大开了眼界。大队领导也知人善任，让他当了龙泉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队长。
三年以后，韩大哥在农村跟一个县里“下放户”的姑娘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韩壮，二的叫韩勇；两个孩子聪明可爱，活泼好动，我每次到龙泉镇都习惯地去看看这两个小家伙。
那次我到韩大哥家去，一进那间小屋，竟被那满墙贴着的字画惊呆了。那行、草、隶、篆各种书法的唐诗、宋词，颇有一番工夫；尤其令我惊叹的是，他仿毛泽东字体写的一首首毛主席诗词，竟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在那以前我还没看谁仿得如此逼真呢！
又一年冬闲，我又去了他那儿，却又意外地发现在他那间小屋子的炕上、地上，到处都摆满了画完或没有画完的“玻璃画”，各种颜料一碗一碗的摆了一地，几乎无处下脚了。原来，韩大哥正试探着在玻璃上作画呢。那颐和园的美景，西湖的风光，一幅幅跃然在一块块大小不等的玻璃上，真是令人叫绝。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还不时的有社员送来玻璃求他作画。我说：“你可真忙啊！”韩大哥说：“咳，瞎忙呗！没事儿我画了一幅挂在墙上了，这帮小子来玩儿看见了，都要画……都是左邻右舍的，不好意思……”
第二年挂锄时节，我又去向他请教二胡技法。一进院子就见韩大哥光着膀子正专心致志地在一块块软木板上用电烙铁“烙画”呢。他也不画草稿，直接就拿着烙铁在板上勾画着，时而重，时而轻，时而行如流水，时而沾沾点点。那远山、近水、树林、小桥让人看了如临其境，那飞鸟，秋蝉、飞碟、走兽栩栩如生，，看了真让人瞠目！韩大哥竟然在巴彦县独开了玻璃画儿和烙画儿工艺的先河。
我惊叹地琢磨着：我的延年兄，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还没有露出来呀？你这非凡的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呀？
在我眼里，他就像一座埋藏着丰富宝藏而又开发不尽的富矿。我对韩大哥已经由敬重发展到崇拜了。
这年秋天割地之前，松花江地委为了彻底解决松花江水每年都在通河一段泛滥的历史，组织了巴彦、木兰、通河三县的万名农工，在通河西南江湾北侧修堤筑坝。在工程完工之前，又组织”巴木通”三县联合慰问演出团到通河去慰问筑堤的民工。我们大队和龙泉镇两个宣传队代表巴彦县来到通河县。在县里那个最大的俱乐部里，与木兰、通河的文艺宣传队举行了一场群英荟萃、阵容庞大的文娱演出。三个县的文化部门都把训练了半月之久的精彩节目搬上舞台。虽然是慰问演出，可各县的演出队内心都有一种与兄弟县一比高下的劲头。气势恢弘的大合唱，活泼欢快的民族舞蹈，令人赏心悦目的表演唱，短小精悍的快板儿书、对口词、三句半、单出头、二人转纷纷登场，迎来了全场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总体看各队势均力敌，精彩纷呈。
可是韩大哥一登场，一下子就为巴彦演出队争得了技压群芳的一颗筹码，赢得了全场的阵阵喝彩。他演奏的那首二胡独奏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引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直到他走进舞台左侧的帷幕，下面的鼓掌声、口哨声、呐喊声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热烈。主持人不得已，只好又让他演奏了一曲《赛马》之后才勉强离开了舞台。
我站在舞台一侧的帷幕里，从心里往外为他祝贺。这时，就见通河县文工团的领导走上台来与他握手、攀谈，原来人家是特意到台上试探真伪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在农民中竟会有这样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
（三）
一九六八年夏天挂锄时节，有一天，韩大哥回城里看望父母，却意外听说省歌舞团已经到了巴彦县。这是歌舞团在松花江地区巡回演出的第二站，每天晚上七点开演，连续演出三天，然后再到木兰县去演出。
一向热爱艺术的韩大哥遇到这种机会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下午，他风尘仆仆地骑自行车从县城赶回来，特意到“拉拉屯”儿来告诉我这个好消息。他急冲冲地骑车回到家里，提前吃过晚饭，又返回到“拉拉屯”儿村口跟我在事先约好的地方汇合，当我们一块儿骑着自行车兴致勃勃地赶到了县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我们没有入场券，靠他的一个熟人进去了。没有座位，我们俩就站在一侧靠墙的过道上，一直看完了两个小时的演出。回来时，我们仍然沉浸在那气势恢弘的、美妙绝伦的音乐旋律之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我们只好住在了位于北城边上的他父母的家里。第二天天一亮，我俩就悄手蹑脚地爬起来，骑上自行车急冲冲的赶回了各自的生产队，因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耽误第二天下地干活啊。
我骑二十二里地就到家了，可韩大哥还要再骑十多里地呢！
第三天晌午，我们生产队到县里给生产队换种子的邢老板子从县城回来说，头两天省里来演出的歌舞团里死人了。说是个团长，头天晚上还在台上指挥呢，睡一宿觉人就完了，说得的是脑溢血。县卫生院里围的人“老鼻子”了……
我的心里一惊，不由自主地感叹道：这可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
那位团长前天晚上站在乐池中间指挥歌舞表演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后来我又听说歌舞团并没有因为这个意外而停止演出。据说副团长跟演员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化悲痛为力量，因为毛主席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绝不能因为死了人，就影响了我们跟巴彦县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
我在钦佩他们的同时，又感到有些难以接受。真不知道那些演职人员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上舞台去载歌载舞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