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圣诞节，没有下雪。
南京的天气并不冷，相反，还很红火。
李秉衡却邀了孙中山等人在南京毗卢寺中静坐。
这座古寺历史并不悠久，却深有古韵，是个避世静思的好地方。
始建于明嘉靖年间，因寺**养毗卢遮那佛，初名毗卢庵。原一小庵，清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后有僧量宏创一佛殿。
真正建成是在清同治年间，曾国荃游南岳衡山齐公岩，与海峰法师有戏约，“如我督两江，为你造庵。”
海峰即立誓代他管理天下名山，而无独有偶，清光绪十年（1884），曾国荃任两江总督，招海峰至南京择地造寺，经与量宏商量，在原毗卢庵址建寺。湘军诸将捐巨资建大雄宝殿、万佛楼和藏经楼等，将原毗卢庵旧址周边扩大，东至清西河，西至大悲巷，北至太平桥，南至汉府街，遂改庵为毗卢寺，为南京第一大寺。
“洋人过他们的圣诞节，我们也在佛寺之中信我们的佛，只是不知道西方的神仙比东方的神仙厉害否？”
李秉衡开着玩笑，同盟会改组在即，只怕往后是不得清闲了。
事实上，他们这帮人也一直没有清闲过，就连孙中山也是整日关心着宪法的制定与完善，加上李秉衡提出了许多新的立法思想，让他颇为感兴趣。
黄兴则忙着陆军部的事情，更是不可开交，眼下这个乱世，军队可是强有力的依仗。
回想过去的一年，值得自豪。
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轰然倒塌，列强在华的经济掠夺手段荡然无存，极大的改善了恶劣的经济环境。
而且，列强对华商品倾销也遭到了打击，尤其是英、俄、日三国。
列强在华工厂由于南华技术与机械设备的输入而成本大幅度提高，高利润时代已经结束，将来他们的日子将更难过。
“朱尔典等人在上海参加各种沙龙，兴致颇高，但情报人员却报告说他每天晚上都很晚睡觉，或者说，是很难睡着。”
孙中山等人相视而笑，近日来陈友仁的表现的确让人刮目相看，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使得朱尔典这些中国通难以招架。
“谈判还会继续，不是吗？他很快就会找到事做，不用整夜的失眠。”
陈友仁也幽默了一把，不过他并不标准甚至可以说是蹩脚的国语使得他说话怪腔怪调，总让人忍不住想笑。
孙中山看着他，不禁想起了唐绍仪极力推荐的陆徵祥，听说同样的说话具有鲜明的特色，也一样的让人难懂。
考虑到伍廷芳年事已高，又兼任法务上的事项，所以李秉衡一直想找一个可以替代他的人。
陈友仁唱红脸，总得有人唱白脸不是？
作为北方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居然帮着南京物色外交人选，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陆徵祥的确有才，而且不是一般的有才，李秉衡在后世知道他，虽然因为袁世凯的缘故，背了不少骂名，但是他的能力还是没有被埋没。
陆徵祥的性格注定他是要演悲剧的。他善良而软弱，书生气十足，有人形容他“谦谨和平而拙于才断”。
在一个不良的政治环境里，这样的书卷气只能使他成为野心家的炮灰，成为派系倾轧的最大受害者。
李秉衡估摸着很难再出现“二十一条”，所以陆徵祥还是很有机会摆脱这个让他背负耻辱的条约限制，眼下就是个机会。
“那位陆先生可会带着他的洋太太来南京？”
孙中山忽然问道，显然他对于陆徵祥也很上心，他未参加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来因他多年出任驻外使团的工作，谙熟西方外交。
唐绍仪跟他提起后，他立即向李秉衡作了介绍。
在彼得堡，陆徵祥认识了比利时驻俄公使的一个亲戚———培德.比夫小姐。培德的祖父和父亲均系比利时的高级军官，她本人举止娴雅，又有几分家传的刚毅。陆征样对培德一见钟情，一生都敬爱有加。
培德身材高大，而陆徵祥则清瘦且个头不高，那种年代，这种涉外婚姻的确罕见，他们竟能和美融洽，更是令人称奇。
所有听说过这事的人，都会感到惊奇，并且好奇。
伍廷芳在旁插话道：“我这里倒也有个人才，刚刚从美国博士毕业，想来也能在外交上有所建树。”
“前些日子在上海见到他，他告诉我，我们与德国、美国签署的最惠国待遇，对我们仍然不利，生产落后，远洋航运又不发达，始终是他们占我们的便宜。”
李秉衡点头说道：“不错，的确如此，但眼下为了拉拢他们，分化列强阵营，也只有这么办，看来这个博士倒的确有眼光。”
笑着问伍廷芳：“不知伍公推荐的这个人才叫什么名字？”
伍廷芳顺了顺胡须，说道：“此人名叫顾维钧，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我看他是不错的。本来我还想着，陆先生要是定不下来，便让他跟着陈总长多历练，将来也可接手。他又在美国读的国际法，多少能帮上些忙。”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1904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国际法及外交，获博士学位。
这些字眼一一跳入了李秉衡的脑海，不过唐绍仪推荐了陆徵祥，并没有推荐顾维钧，显然顾维钧还没有进入唐绍仪的视野。
想到这里，他不禁不为察觉的一笑，不知道顾维钧到了南京后，可还会与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有一段姻缘，这倒是好玩的事情。
若是因为这个，使得顾维钧的命运改变，倒是件让他心里不安的事情。
“马上谈判会正式在南京展开，外交上除了陈总长，还得要有得力人手才行，陆先生正合适，他又在俄国多年，我们正好缺少这样的人才。顾维钧可以让他先在内阁当个秘书，将来看其能力再行调派。”
黄兴却问道：“不知英法等国可愿意，我们在南京扫榻相候，他们不赏光怎么办？”
李秉衡对此十拿九稳，笑道：“无他，不谈判可以，但是他们的损失却无人赔偿，看吧，英国政府会受不了国内的压力的。”
“另外，目前悬而未决的各项遗留问题，对他们并不利，比如路权，我们只要再在舆论上造势，声称要赎回路权，那么他们只怕都要坐不住。”
目前胶济铁路的路权赎回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德国从最惠国待遇中以及中德密约中取得的利益远甚于此，所以赎回的进程相当的顺利。
早在1898年3月6日，德国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 ，不仅租借胶州湾99年，而且取得了在山东修筑胶济、胶沂济等铁路及开采沿线矿产等特权。
济铁路每公里建设费用约为12.1万马克，根据德华铁路公司的报告，胶济铁路的建设总费用为5290万马克。以后随着铁路营业的发展，该公司每年都增加一些设备。至1911年，其资本积累已达5692万马克。
1904年全线通车的当年，就获纯利30多万马克。此后，营业额稳定上升，获利亦逐年增多。1905年获利116.6万马克，1909年获利222.1万马克，估计今年可以超过250万马克。
对德借款的其中一部分便是用来赎回胶济铁路所用，虽然德国人的开价高了些，但是收回铁路利权既有经济利益，又有政治利益。
最主要的，胶济铁路的收回给赎回路权开了个头，这对各国铁路公司的心理影响是难以估摸的。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后，割地赔款，国力大损，英、俄、法、日、德、比、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乘机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攫取中国的铁路权益。
他们或强行擅筑，或假借“合办”，或通过贷款控制，一万多公里的中国路权被吞噬和瓜分，形成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路权的第一次高潮。
随后，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分别设计和修建了一批铁路，标准不一，装备杂乱，造成了中国铁路的混乱和落后局面。
在满清政府统治时期总共修建铁路约9400公里。其中列强国家直接修建经营的约占41%；帝国主义通过贷款控制的约占39%。
目前南京政府手中有资金，有实力可以收购满清政府时期通过贷款被列强控制的铁路，但是朱尔典等人以南京政府并没有承认满清政府与列强的一概条约与债务的借口，拒绝了这些铁路的赎回。
这也说明了，与列强的外交战无所不在，任重而道远。
列强除了强行修建、直接经营中国铁路以外，更多的是通过贷款来控制中国铁路。
贷款控制的方式，是从获取铁路贷款权入手，然后以债权人、受托人的身份，修建和经营这些铁路。如京汉、正太、汴洛、关内外、沪宁、津浦、广九和道清等铁路，都按此方式为帝国主义所控制。
只要能够还清贷款，就能收回这些铁路利权，这些国家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的交出能生金蛋的铁路。
李秉衡叹了口气，看来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太多了，要不是这些铁路利权的问题急需解决，不然他宁愿拖着，也要把列强拖垮。
目前东北开发，急需收回关内外铁路，不然不仅受制于人，而且在战时有可能不能自主。
关内外铁路起自北京正阳门东车站，止于奉天城（沈阳）站，干线长 842公里，另建支线数条，也叫京奉铁路。
这条铁路的修建，由于英、俄两国激烈争夺修建贷款权，清政府举棋不定。最后英、俄两国直接谈判，以互换照会的方式，订立谋求路权的互不妨碍协议。
这样，中英于1898年10月正式签定的关于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才得以实施。英国人金达任总管兼总工程师，这条铁路的实权，也落到了英国人手中。
1907年8月改称京奉铁路，今年正好至奉天全线通车，虽然《辛丑条约》签订后，英、俄两国交还了大部分的利权，但是目前这条铁路还没有全部属于中国。
收回这条铁路利权还是较为迫切的，如果想要修建京哈铁路，必须要在这条铁路的基础上修建，只有在确定全部收回这条铁路后，连接到通辽等地的线路才能开始修建。
如果强行收回，必然要遭到列强的集体抵制与反扑，这个例子一开，接下来其他铁路必然要闹出不少的事端来。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帮野心家如此贪婪，必然不愿意轻易放弃路权，即便谈判又如何？”
说到铁路，孙中山两眼都要放出光来。
他的铁路建设思想在很早时就形成，1891年他撰写的《农功》一文中指出：“或云年来英商集巨款。招人开垦于般岛，欲图厚利；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
这是孙中山第一次站在国家、民族存亡的高度，提出铁路救国的思想。
三年后的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表现出对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的初步认识，萌发了在中国通过发展交通，尤其是建设铁路，促使商业繁盛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他指出：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
“可惜现有之铁路不能为我所用，悲哉。”
孙中山扼腕说道：“不管如何，我们都要独立自主修建铁路，再苦再难也要修。如美国新旧金山，昔时亦属荒凉，自筑铁道后，迅速变为繁盛之区。西部也好，东北也好，铁路都要尽快修起来，哪怕修平行线，都要有自己的铁路。”
孙中山在这一年，多次谈到铁路，他也认为：“美国开筑大铁道，蛮荒地方变为繁盛之区，美国之所以致富也。”
今年8月，孙中山向李秉衡建议在10年内为中国建筑20万里铁路，并拟议建设三大铁路干线：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循四川间道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即长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越新疆而迄伊犁；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乌梁海。
孙中山认为选择这三大干线作为中国铁路建设的首批重点的原因是：“一、地理。我国南北干线已有规划， 而东西干线尚付阙如， 如有此三线， 全国即可联络为一。二、种族。三线皆纬线斜行， 包括西北两部五族交通，种族易于同化。三、殖民。西北交通可实行东南移民政策， 且交通便利， 则资本家自咸通愿投资，劳动家自远出佣力， 尤收无形殖民之效。四、海道。三路纬线其起点皆得独立出海口， 可补原有铁路多平行线， 而无独立出海者之缺， 且水陆运输易于联络。”
这个工程太为庞大且简单了些，而且，目前的中国几乎无法办到，虽然李秉衡也很赞同这么修。
尤其是将铁路修到西藏、新疆与外蒙的思想，的确让李秉衡颇为意动，目前这些地方的确需要铁路，可是，现实是残酷的，这么庞大的铁路计划没有很快实现的可能。
多多少少，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受到了詹天佑的影响，就跟詹天佑的铁路修建也受到李秉衡的许多提议影响一般。
京张铁路可以说是詹天佑一生中最成功的杰作，也是近代中国最能引起自豪的工程技术形象工程，詹天佑是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当年开始承担这个任务时，受到国内外各方面力量的质疑，外国科技界有不少人别有用心地制造了许多怀疑中国工程师能力的舆论，在宣染京张铁路八达岭遂道工程的艰难同时，认为中国能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诞生，或者说还没有从船上（詹天佑留学回国后曾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学习和服役）毕业的铁路工程师能完成此项工程。
李秉衡过去一直很担心詹天佑由于当初袁世凯举荐他修建京张铁路而对袁有所好感，但是詹天佑还是选择了留在了粤汉铁路以及川汉铁路的两个大工地上。
有他在，基本还是放心的。
京张铁路“中隔高山峻岭，石工最多，又有7000余尺桥梁，路险工艰为他处所末有”特别是“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石峭弯多，遍考各省已修之路，以此为最难，即泰西诸书，亦视此等工程至为艰巨”。“由南口至八达岭，高低相距一百八十丈，每四十尺即须垫高一尺。”
可见修建京张铁路的艰难以及詹天佑的优秀品格与为人，中国也有了这么一个铁路人才，而且还是难得的精英。
李秉衡可是与孙中山一样，都有“铁路狂人”的称号，更有人称他们为疯子，为了修建铁路，居然想尽了各种办法。
詹天佑这样的人才当然不会轻易错过，而且，将来中国也需要更多的人才培养出来，詹天佑无疑是个好老师。
人才，目前最缺的就是人才。(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