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提出要修建科尼亚到科威特的铁路，这实际上是巴格达铁路的末端，也就是德国没有能够修成的那段。
巴格达铁路是中东的重要铁路线。起自土耳其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的于斯屈达尔，终于伊拉克的巴士拉，中途两度经过叙利亚，全长3，184公里。
19世纪80年代末，德国为争霸世界，推行东进政策，把势力伸入近东，力图修建一条铁路，使之与欧陆铁路相联接，成为一条自汉堡、柏林经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直抵波斯湾的大铁路。
这一铁路不仅使德国势力控制土耳其，而且严重威胁高加索、波斯等地区和英属印度。因此，遭到俄、法尤其是英国的反对和阻挠。
不过德国的决心使得这条铁路的进展很快，同时也折射出了德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逐渐强势。
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
1889年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
英国强烈反对，德国即以反对英在埃及利益相威胁，英被迫让步。
可以说南华就埃及与苏丹问题挑衅英国，实际上是跟德国学了一手，土耳其从法理上来说依然还是埃及与苏丹的宗主国，英国一直找不到机会正式吞并埃及与苏丹，所以名不正言不顺，做贼心虚，很怕有人抓住这个问题。
1896年，巴格达铁路建成，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
英、法对此强烈反对，经过复杂谈判，英国仍坚决不同意以科威特为该线的终点，目前除了巴尔干争端，这条铁路也成了焦点，地位重要，远超于于当前的六国谈判。
李秉衡知道这条铁路乃是当前世界格局的矛盾核心，后世人都只知道萨拉热窝事件是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实际上这条巴格达铁路的矛盾才是真正的导火索，或者说，它是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大触发点。
正是由于在这条铁路上的争执不下，才导致了两大集团无法缓和关系，最终走上战争。
如果没有英德矛盾，那么欧战说不定就打不起来，而英德矛盾主要在于三方面，殖民地之争、商品市场之争、海上霸权之争。
德国最为不甘心的便是在殖民地上的全面受制于英国，到20世纪初，德国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但德国海外市场狭小，尤其是殖民地面积少，这是制约德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1900年任宰相的皮洛夫曾宣称：“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的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
所谓阳光下的地盘，最为突出的除了非洲争夺，便是中近东富庶之地。
德国帝国主义野心勃勃，扬言要开足马力，开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里去。
“巴格达铁路将替我们开辟到伊朗和阿富汗的道路，而成为架在英属印度上面的一把利剑。”
德国修建巴格达铁路的计划，直接损害了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并威胁到英属印度。
英、法、俄、德关于这条铁路最终是否修到科威特，是否延伸到波斯湾腹地展开了激烈的争执，协约国甚至不惜全力支持巴尔干同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掠夺土耳其的地盘。
英国恨不得将土耳其的土地限制在君士坦丁堡一隅，然后德国就失去了在土耳其的特殊军事与政治基础，解决了一大心腹大患。
李秉衡很清楚，这条铁路是中国的唯一机会，列强不可能放弃在华权益，甚至不惜一战，除非在这条铁路上给英国、俄国施压，并且以埃及与苏丹的问题来对英强硬，才有一丝希望。
陈友仁相当满意的是，经过谈判，德国方面同意由南华加入到科尼亚到科威特之间铁路修建，他是清楚李秉衡的意图的，所以过了这一关，等于成功了一半，能在自己手上尽可能的收回列强特权，也是光宗耀祖之事。
他也清楚这次谈判列强并没有多少的诚意，而是抱着拖延的心思，甚至是想在与南京政府的谈判中占得先机，逼迫南京政府不再坚持收回租界与租界地，重新确立在华利益。
他们不过是想着是否可以让南京政府接受满清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即便这不太现实，但到手的哪有这么轻易吐出去的道理。
袁世凯北洋集团还不够强大，如果他足够强大，朱尔典甚至不愿意与南京方面有任何的接触，现在失去的，将来总能拿回来。
李秉衡正是基于列强的这种心理，才故意让袁世凯顺利的在北京安坐，甚至总揽大权，现在南方政府从列强手中强行收回的，列强就会指望着袁世凯帮他们夺回来，甚至给他们更多。
至于武力干涉，李秉衡有绝对的把握英国没有办法组织的起来，沙俄力不从心，日本则有自己的私心，以退为进是他们的一贯手法，他们的心思在东北，甚至在整个中国，当然不会过多地计较。
现在英法等国失去的，将来可以顺利的进入日本的腰包，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李秉衡根据后世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以及之后的收回各种列强在华特权时，专门对日本当时的对策进行分析得出的。
更何况欧美犹太财团不希望看到日本进攻中国，而是希望中国略为强大些，能够帮他们赚钱，并且打击沙俄，两全其美。
加上中国与南华表现出来的不惜一战，沙俄与日本两个最有可能武力干涉中国的国家都不太可能动武，所以李秉衡目前打算就巴格达铁路问题逼迫英法等国就范，用强硬手段收回部分特权。
上个月南京政府外交部就重订条约事发表宣言，宣布三条原则：“一、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
之后民国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与各外国旧约已废新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管理办法》，其中规定：“在华外人之身体及财产应受中国法律之保护”，“在华外人应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及中国法院之管辖”。
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何着手，外交部认为：中外间所订条约，内容繁复，综其不平等之要点，主要为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内河航行权、陆海军驻屯权五种，其中最关重要而足制中国命脉者，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
由于目前独特的中国格局以及复杂的国际形势，领事裁判权反而成为了较为容易通过的一条。
治外法权的产生，除开侵犯中国主权的一面以外，也有特定情况的另一面。即，中国当时的法律显然与当时国际通律有根本差别。中国并无独立司法机关，完全由行政长官判案；而且刑律中肉刑、砍头、凌迟处死等原始野蛮的刑罚比比皆是。
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列强，要求治外法权也不奇怪。如果仅以改变旧律法看，治外法权无疑有促进作用。但因此便侵犯中国主权，确实是一种简单而且违背国际通则的粗暴行为。
南京民国政府已经公开宣布了在中国建立法制的计划与步骤，并且承诺尽快建立法制国家，这点得到了列强的支持，毕竟对他们也有益处。
也就是说，五大不平等特权已经有一项是基本可以废除的，另外民国政府又事实上收回了关税协定权，剩下的内河航行权与陆海军驻屯权便成为了主攻方向。
租界与租界地比较复杂，李秉衡打算放在最后，所以，目前主要的工作便是确定关税协定权的正式收回。
自从军队进驻海关之后，南京政府发布关税自主布告，宣布自本年8月1日起，将南京民国政府管辖各省境内的各种通过税，全部裁撤，同时宣告关税自主，将进口货物改照国定税率征税。同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与此相关的法规，如《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国定进口关税暂行条例》等。
南京政府的立场受到列强的抵制，尤其是军队进驻海关的行为，让他们反映强烈。
各国驻华公使团决定，不对南京政府的布告做正式表示。同时，有关国家还进行武力威胁，调集军舰在中国各海关挑衅。
这便是南京政府毅然决定废除“内河航运权”的开端，有了海军的支持，列强的军舰被赶出了长江，这才促成了英国不得不选择尽快开启谈判，否则，说不定南京政府会有更出格的行为。
“公使先生，这些中国人一定会低头的，不是吗？”
库朋斯齐一直低垂着头，在回租界的路上，仿佛心事重重。
与他的前任廓索维慈相比，他似乎更加的理性与温和，这使得国内对他提出了质疑，要求他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在谈判中逼迫中国屈服。
俄罗斯目前不想在远东开战，那么只能指望英国佬能站出来当出头鸟。
朱尔典从未有过如此的没有底气，不是因为大英帝国立场不够坚定，而是对手一直在花样百出，让人摸不透，这样的对手无疑是可怕的。
而在他们眼中神秘的陈友仁同样日子不好过，这次肩负的重任让他几乎要透不过气来，一旦收回列强在华特权，他就是功臣，就是民族英雄，而谈判不理想的话，那么只怕自己要背上骂名。
李秉衡内阁的政敌太多，外部的，内部的，持反对意见者层出不穷，如果内阁谁犯了错，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影响整个内阁执政。
他一直搞不明白一点，为什么李秉衡明知道列强不可能全部交出在华特权，却还要执意挑战列强，将局势恶化，他的目的何在，这是个谜，扑朔迷离。
不过他也不想去多想，出于对李秉衡的信任，该告诉自己的，总会告诉自己，之所以秘而不宣，恐怕是有深层次的目的。
陈友仁猜的没有错，李秉衡费尽心思的将时局推到这一步，就是想通过外在的威胁来统合内部力量，他不想自己的施政受到这样那样的掣肘，他无法忍受这种日子，所以他要动手，而且是坚决有力的清扫。
整个中国只有他的内阁能够发出声音，这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是有利的，最起码不会陷入军阀割据大混乱时代。
袁世凯提出实行政党政治，并且以此作为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之后，南京政府的内部争斗便鲜明起来，甚至有两级分化的趋势。
这样也好，支持自己的，就站在自己这边，想要跟自己唱反调的，这时一个一个自己跳了出来，跑到袁世凯那边去了，或者在南方各省响应袁世凯。
这些人早晚都要收拾掉，现在还言之尚早。
就跟陈友仁一样，他最为关心的还是列强在华特权的谈判，这时当前的重中之重。
南京政府从成立的那刻起，便有了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政治外交领域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进行了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构成民国外交的重要方面，形成民国外交的鲜明特色。
外交部整理出来的资料表明，从1840年至今，光是英、法、俄、日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就依靠发动多次侵略战争，动用枪炮野蛮攻击中国，强迫中国政府与其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目前已经达到了六百余条。
满清的许多遗留毒害肯定不能继承，也只有历史上的袁世凯政府才敢全盘继承，使得中国数十年依然贫困落后，受到了列强的压制，永无翻身之日。
在帝国主义依靠武力取得的政治特权中，以租界对中国危害最大，它为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外交、经济、军事等手段公开或秘密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方便场所。
将来中国不可能没有政治斗争，而且民国初建，政治上的冲突矛盾将会一直延续下去，这样，帝国主义的使馆界和租界就与中国的政治风云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甚至成为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镇压中国革命者的据点和杀人的巢穴。
帝国主义国家还以使馆界和租界的特殊地位藏垢纳污，使其成为中国军阀、政客和达官贵人的避难所，目前就有不少的满清遗老存身与租界，行不法勾当。
李秉衡可不想到时自己的政敌往租界一躲，光明正大的在国内企图颠覆自己，早晚防不胜防。
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国家在侵华过程中，依靠武力、利用特权及非法活动逐渐形成的使馆界和30多个租界，可谓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租界内就是洋人统治的殖民地，中国人民深受租界之害，中国主权受到严重破坏。
所幸前有意大利，后有德国与奥匈帝国，交还了几处租界，为中国外交部打开了缺口，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的国家外交关系。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英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袁世凯反动集团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在南华舰队来访的招待酒会上，李秉衡对《民报》、《新民晚报》等几家报纸的记者侃侃而谈，影射袁世凯集团是有列强在后支持的，并且也隐晦的表达出了对支持袁世凯的政界人士极为不屑，与卖国贼无异。
“那么请问总理先生，我们政府对外国在华财产可有定论，唐努乌梁海被没收的俄国资产是否会交还？”
李秉衡对新兴的中国记者很是满意，问的问题基本都有深度，点头说道：“我们对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和私人的在华经济特权、满清时代不法工商企业和投资，均不给以正式的法律的承认。”
“但在目前，也不要忙于去做有关禁止、收回或没收的表示；只对于于人民经济生活危害最大者，例如金融投机以及于国家主权侵害最大者，例如内河航行等，发出立即禁止的命令，其他如外国银行，不要忙于令其停业，而应先令其报告资本、账目和业务，以凭核办。保险公司，尤其是海运保险公司，更不要忙于去处理。”
“目前我们已经与德国的几家银行达成一致，他们将会进行整顿然后再营业，他们要接受我们的监管，服从我们的政策方针。我相信，其他国家也会愿意接受我们善意的规劝，放弃过去的特权，端正态度，不再寄希望于投机倒把，控制中国经济命脉来获取丰厚利益。”
“我要告诉他们，那个时代已经结束，现在是个公平竞争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仅属于欧洲，也不仅仅属于美国，我们应该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
李秉衡长篇大论的讲了一通，最后朝着刚才那位记者笑着解释道：“至于俄国在唐努乌梁海的资产，我要问问他们，谁允许他们私自在那里霸占厂矿，霸占土地的？凡是这样情况的，以后一律没收，交给政府拍卖。”
“就是这样，民国政府的外交立场。”(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