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革命军近段时间损失颇重，由于各部结合不紧密，作战时不能完全一致各自为战，导致北洋军各个击破，接连丢失重要阵地，若不是湘军骁勇守住了防御阵地，凭借火炮优势接连夺回阵地，只怕汉口已经失守。
饶是如此，湖北革命军已经被打丧了胆，开始对黄兴等人的指挥暗中质疑，加上蒋翊武与刘公等人无意与都督之位，开始倒向立宪派，武汉各方面更加不能齐心协力。
而方延年所部与来援川军都有南华背景，这导致武汉将帅并不信任他们，反而多有提防，让能战的川军协防汉阳，方延年部一分为二，一部守汉口，一部守武昌，战力没有得到利用。
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势必导致方延年等部跟着湖北革命军一同遭受失败，这是他不可接受的，所以提出了他的意见。
黄兴主张固守武昌，与此同时他又对当时武昌不具备阻挡清军实力的客观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认为要守武昌，必须有援军，正如他在演说中所说：“严守武昌，另调粤兵。”这就是黄兴关于武昌的战略决断。
武汉三镇能否守得住，当时革命党人的认识是有分歧的，主张坚守武昌者认为只要收缩兵力从汉口逐渐布置阻击阵地，则武昌可保。
但也有部分人认为武昌不可守，建议黄兴弃守武汉，转而向南京发展。
几派人各怀心思，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照理说汉口并没有完全失守，局势也没有出现大的失败，就有人在提弃守武汉，这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但是它出现了，而且还颇有市场。
支持黄兴的那派人认为黄兴在湖北没有掌握大权，湖北革命党也有异心，不能完全得力使用，如果黄兴不尽快赴南京统合革命党人，光复南京，并且成立民国政府，那么革命形势不但要葬送在武汉，而且同盟会等党派也会葬送在武汉防御战上。
这时共进会与文学社也开始出现分裂迹象，加上立宪派从中捣鬼，大肆揽权，拉拢各方势力，反而一跃而成为了湖北实力派。
革命军失利对于立宪派人并没有影响，他们反而能够在北军南下后得到更大的权势，在悲观主义的影响下，大批的革命党人开始投靠立宪派人。
当时汉口有一个军政分府，以刚从狱中出来的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主任和副主任，其余的负责人也多半是文学社和共进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称为“军政分府”，表现了他们对于以蒋翊武为都督的武昌军政府的不信任。
黄兴地位的不明确以及面对着袁世凯的北洋军的进攻，使得汉口军政分府尽可能的想拥有权力，它支援前方战争，守卫汉口，起了很大作用。
以刘公、孙武等为首的投靠立宪派的那派革命党人出于忌恨，曾想取消这个军政分府，而只给以“驻汉鄂军支部”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名义。
不仅共进会与文学社有矛盾，连共进会内部都有矛盾，加上黄兴等一派同盟会中人，武汉的政治局面更加的混乱。
革命派中有人主张，黄兴的名义应该是“南方民军总司令”，对湖北省都督蒋翊武没有隶属关系。这种削弱武汉革命党人地位的主张为立宪派绅士汤化龙等极力反对。他们说，为了团结一致，黄兴只能是武汉军政府委任的“民军战时总司令”。加上“战时”二字，带有暂时的含意。
已经和立宪派一鼻孔出气的有些革命党人也都反对，他们不想让权力被激进的革命军以及同盟会夺走，更不想其他势力插手武汉，武汉已经是革命中枢，将来他们的成就非凡，进可以飞黄腾达，退可以抱袁世凯的粗大腿，何乐而不为？
所以武汉局势的混乱，多半是因立宪派人而起。
黄兴担任总司令时，不但军政府不给全力支持，而且军政府内以孙武为首的军务部和由旧军官组成的参谋部也同黄兴有矛盾，立宪派又怕上海与南京公推宋教仁出来力挺李秉衡之后，黄兴会留在武汉，夺取武汉革命领袖的权力，这些矛盾使民军方面不能有真正统一的指挥。
黄兴并不是不想要援军，但是各方面都反对援军，因为现在可以援助武汉的都是有南华背景的军队，湖南已经被他们牢牢控制，这让立宪派人以及投降派革命党人感到惊恐，他们只有加紧联络北洋军，才能有效地防止南华的势力从湖南向湖北渗透。
3月20日，袁世凯亲自赶到孝感，令冯国璋调集军队猛攻汉口。汉口的革命军依托歆生路一带的房屋树木，与清军逐屋逐段争夺，使敌每前进一步都要遭受重大伤亡。清军凭借优势兵力火力，节节向市内进逼。军政府急将驻汉阳步兵第一协大部兵力及武昌辎重第二营调往汉口增援。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黄兴紧急召开军事会议，询问对策。
方延年再也忍不住自己的不耐烦，虽然他的部下在汉口防御战中并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总让他感到憋屈。
“援军，湘军可以再调，川军也可以再调，程潜将军所部正在往武汉而来，发电报给他，让他加紧赶到战场，从侧翼向北洋军发起进攻。”
“另外，南京那边必须要尽快发动，南京光复，并且迅速北伐，那么北洋军必不敢再继续逼迫武汉，我们就可以歇口气，整顿军队，以图再战，否则，再这么下去颓势加剧，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我部请求调离汉阳防线，到汉口作战，我们有巷战的经验，也请做好在汉口打巷战的准备。”
方延年的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更多的是攻击与指责。
“你们在湖南行的那一套完全是与革命相背离的，那是万万全全的军事独裁，你们眼里还有革命党派吗？还有民主政治吗？完全是封建军阀做派，祸害湖南还不购，还想来祸乱湖北吗？”
汤化龙煽风点火，大义凛然，仿佛张孝淮等人在湖南破坏了革命大业，影响了革命局势。
方延年看着他那张恬不知耻的脸，满脸的悲哀，心说最好湖南的军政府将权力双手送上，送给你们这帮腐朽反动的立宪派人。
孙武等人也很不满意，如果光复南京，并且北伐，那么必然要组建北伐机构，武汉该如何自处？组建北伐机构必然要涉及到南方各省统一号令，那么必然要涉及到建立统一的军政府，这个可不是一省之军政府，而是民主政府，包含着南方独立省份，也就是临时中央政府，武汉该如何选择？
这个提议让他们内心惶恐不安，又本能的感到畏惧与厌恶，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他们有首义之功，必定要在武汉建立中枢机构，他们才是革命的领导者。
这些话当然不便在台上明讲，但是底下却脑子都动了起来，商议如何应对。
方延年这么说想必是得到了李光华的授意，难道他不仅要在武汉分一杯羹，插手不该插手的，还要完全夺取革命领导权？
众人不寒而栗，也有亲近南华的，开始琢磨着是否与居正等人搞好关系。
“我们本来可以用少部份兵力沿京汉铁路线和汉水上游扰乱敌军的后方，这样至少可以使敌军不能全力进攻汉口和汉阳。而且在武汉三镇外围，还有不少自发组织起来参加革命的武装力量，我们军政府方面也没有很好地领导和组织这些力量来从各方面扰乱和打击敌军。”
方延年毫不气馁，继续侃侃而谈，冷静的分析道：“北洋军是久经训练的兵士所组成，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也比民军强。我们虽然得到了部分南械，但需要时间来熟悉，机枪与火炮都需要熟练士兵来操作，以弥补军官指挥上的不足。”
这句话引起了参谋部许多军官的怒目而视，当众指责他们指挥不力，等于是在打他们的耳光，不过方延年肚里冷笑，毫不在意，继续说道：“另外，我们还要发动群众，进一步组织民众从多方面来支持战争，以致使人民拥护革命军，将人民的这种拥护转变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胡瑛讥笑道：“人民大众如何强大法？你倒说来听听，摇旗呐喊么？”
他与蒋翊武同为文学社中人，在与刘公、孙武等人争权夺利的同时，也并不服气蒋翊武，加上他并不是个纯粹的真心革命之人，许多人都背后称他为小人。
方延年看到他的脸孔就倒胃口，尤其是那条还未剪去的辫子，正是这帮争权夺利的小人将武汉三镇陷入了危机之中。
包括黄兴在内的军政府方面的指挥员，眼中只看到武汉三镇，只知道在狭窄的地区内用阵地战来抗御优势的敌人，却不知可以利用人民群众掩护与提供补给，在大范围的进行袭扰战，阵地防御战不是北洋军的对手，但袭扰战虽然不能立竿见影，但是避免了本方的短处。
方延年耐心的解说着，直到嗓子里冒烟，发现众将帅并没有认真听进去，不禁长叹一声，默然不语。
黄兴知道方延年这支军队装备精良颇有战力，也不想得罪他，好言安抚，并不提袭扰战一事。
心思各异的革命党人反应并不激烈，不过也有人在打着消耗这支军队的想法，既然不能牢牢捏在手里，而且又要时刻提防他们，不如放出去跟北洋军作战，既然他们要当流寇，那就自去，外面有多危险，方延年这个蠢蛋居然不知道，想跑出去跟北洋军打什么野战，还是老实点躲在阵地里吧。
方延年并不知道自己成为了讥笑以及算计的对象，见到武汉革命党人更加的昏庸无能，心急如焚，看到汤化龙等洋洋得意的立宪派人面目，不禁一阵晕眩。
武汉局势日渐危殆了，革命党人也必将走上瓦解涣散的道路，自己要早做准备，留条后路，不要把自己陷进去，也不要把上万人的湘军与川军葬送掉。
21日，北洋军从王家墩发起攻击，革命军依托堤防顽强抗击，使敌一时无法突破防线。上午10时左右，清军利用歆生路附近房屋作掩护，向革命军右翼逼近，同时用火炮轰击革命军防守的据点。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逐步后撤。清军为使革命军失去依托，竟不顾居民的生命财产，火烧歆生路一带房屋，烧一段进一段，一直烧到沿江一带。繁华的汉口市区顿时湮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这时，驻守汉阳的第一协统领宋锡全擅自率部撤往岳阳。汉口的正面及左翼亦有少数革命军官兵借故退走。下午，汉口市区逐步为清军占领。
黄兴见汉口革命军已被打散，无法挽回败局，遂决定退守汉阳，等待援军，再图恢复，汉口终于无可挽回的失陷。
在当时的革命派的心目中，文学社、共进会以至同盟会这些革命组织的作用只是为了发动起义，在起义胜利后，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从武昌起义后的第一天起，事实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党。他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共同政纲，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相反的，他们中不少人在开始感到胜利在握的时候就各自争夺个人的权利和地位，因而同旧势力沆瀣一气，并且在自己内部互相倾轧，互相排挤。
正是看到了内部的这些隐患以及立宪派的阴谋篡权，有识之士才在汉口另组军政分府，北洋军与愚昧的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士绅联手，终于将这个积极革命的团体覆灭掉了，这实在是武汉的可悲。
汉口沦陷后，旧官僚、旧军人以及君主立宪派的绅士们，以孙武、刘公以及胡瑛等一帮人为中心加倍地积极起来了，而革命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也更紧张起来。
不过方延年的袭扰战被正式拿出来商讨，最后决定由方延年带领本部湘军在汉口外围进行袭扰战，牵制汉口北洋军的兵力。
汉口失陷后，这仗更加的难打了。
袁世凯甚至在前线亲自指挥，希望一战而下汉口，拿下汉口之后，他洋洋得意，甚至下令直接攻取汉阳。
他当然有这样的底气，这时北洋军投入武汉的兵力有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总共有三万多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还占着优势。
但是在各地纷纷独立，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清军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已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清军要继续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汉口虽然失守，武汉保卫战的胜败未定。
由于汉阳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的得失是胜败的一个关键。
江面上的海军并不能为北洋军所用，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革命党人也在紧急联络海军方面，希望可以调转炮口向北洋军轰击。
汉阳是断然不能有失的，随着革命军调兵遣将以及北洋军向汉阳开始试探进攻，南方各省的目光都投向了这里。
3月23日，重庆军政府彻底的平定了动乱的旧军，成都军政府与重庆军政府合二为一，仍由朱庆澜出任都督，乔欲寰兼任副都督，并且担任省长，四川局面大定。
这时北方也开始闹独立风潮，山东与东三省也相继独立，也是事实所迫，不过这个独立却有名堂，不比云南与四川等地彻底，更加不如安徽等地，乃是假独立。
山东的独立是一幕闹剧，三月初随着南方省份纷纷独立，这时忽然有一个传说清廷因军饷浩大，曾向德国借款300万，用山东全省土地作抵，全省绅民大哗，强烈要求咨议局开会，并且质问清廷。
3月18日又开会讨论独立，20日成立一个“保安会”以策动山东独立，举夏君朴为正会长，于君溥为副会长。
21日举义旗宣告独立，推总督孙宝琦为大都督。孙接受都督之前曾电奏清廷，报告山东独立及被举经过，恳求清廷便利行事，随后奉清廷命令而独立。孙任都督后，悉派心腹充任各重要职位，同时把驻在山东的北洋军第五镇内最激烈的两营，诱往北京，留下的都是孙的亲信。
北洋军攻陷汉口之后，汉阳唾手可得，袁世凯这时密派皖人张广建、吴炳湘前来运动取消独立，22日山东于是又宣布取消独立。
东三省的情形，很像山东、因大势所趋，地方不稳，所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能不对局势有所敷衍，但他坚决不肯宣布独立，于是和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等合组“东三省保安会”，用会长名义代替总督，并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成立两个“保安分会”，都由当地巡抚兼任“分会会长”。
各省纷纷独立，不少是敷衍的，比如甘肃独立后，都督赵维熙一直拖着一条长辫子，也不准其他官吏剪辫子。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戴着红顶花翎，自称为新疆都督巡抚部院，这些都算是假独立。
不过北方越是如此越有举行革命起义的必要，吴禄贞与蓝天蔚等人也断然不会坐以待毙，举事已是早晚。(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