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英法两国与南华正式建交后，六方会谈便彻底成为了荷兰与葡萄牙无赖外交的表演场所，英国人与法国人在背后煽风点火，犹如泼妇骂街般的不可开交。
不过自从荷兰谈判代表休兹到了坤甸后，三方的谈判开始转向温和。
“这不过是荷兰人表面功夫罢了，又想以软功来磨，遮掩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策划中的作战计划，我们可不是满清那般的无知，可以轻易被他们迷惑。”
徐锡麟看的比谁都清楚，洋人这是老一套，万万骗不过老道的南华外交人员。
不过当年休兹确实是对李秉衡等人有恩的，这是无可辩解的事实，如果一味的对他无情，只怕李秉衡自己也过意不去。
休兹自从去年伤心的从坤甸晃了一圈回去后，就再也没有到过远东，只是由于六方会谈迟迟谈不出结果，才再次的踏上了毫无希望的旅途。
他在巴达维亚的时候听说的最多的便是南华占领的爪哇土地上轰轰烈烈的对爪哇族人的大清洗，虽然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但是南华方面毕竟没有能力彻底的封锁消息，总有那么一丝两丝的风声传出。
中部爪哇与东部爪哇被南华的军队占领数月来，一直就没有消停过，此起彼伏的暴乱与镇压交织在一起。
这也是荷兰与葡萄牙下定决心孤注一掷派出远征军的一大原因，南华的力量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了如火药桶一般的爪哇上面。
南华将英国在缅甸实行的殖民统治政策非常巧妙的复制了一遍，他们将马来族、巽他族与马都拉族与华人一起建立起对爪哇族人的专政，大规模的清洗爪哇族人。
爪哇族人在爪哇岛上占了近半，如果不加以削弱，那么他们始终是南华在爪哇岛上建立统治的障碍。
马都拉岛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东北部，面积约 5290 平方公里。岛中央峰峦叠翠，绵延不断，最高点海拔高度为 471 米。
马都拉岛与爪哇岛之间有马都拉海峡与泗水海峡相隔，马都拉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只有三、四公里宽。岛上有一座被华侨通称漯水的城市，名叫双根纳，是古代马都拉王国的故都。
南华军队攻占这里后在漯水迅速建立起由华人与马都拉人共同治理的政权，拉拢马都拉人，将来作为爪哇族人主要竞争对手，压迫爪哇族人的生存空间。
马都拉人属于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民族，主要分布在马都拉岛以及爪哇岛东北沿海地区，部分分布在邻近岛屿。
由于马都拉岛贫瘠与落后，所以也有大量的马都拉人在爪哇沿海生息，南华转移了大部分的马都拉人到他们梦寐以求的富饶土地上开始了他们民族的新生。
巽他族是爪哇人口第二的民族，在西爪哇等地分布较广，但是他们只是被利用者，并不能让他们掌握政权，就如遍布南洋的马来族人一样，不过目前，他们也将成为南华手中的一把刀。
爪哇岛以山地丘陵为主，火山众多，山间多宽广盆地，许多盆地为印度尼西亚古代王国发祥地，也是发达的农耕地带及城镇中心。
北部沿海为冲积平原，多人工港；南岸陡峭，有丘陵。地震、海啸频繁。气候炎热，西部全年高温多雨，东部有干季。河流众多，岛上土壤肥沃，自然条件良好，土地垦殖率高达七成。
巽他族人大部分生活在万隆盆地，那里也是发达的农业地带，但是马都拉人却是对能够得到富饶的可耕地而激动万分，他们过去一直生活在爪哇族人的阴影下，如今总算是“翻身做主”了。
南华一直注意不发生大的屠杀事件，主要的“迫害”手段还是交给迫不及待想要在新主子面前邀功的马都拉族与巽他族去完成。
不过，这并不代表南华会对爪哇族人手软，凡是过去曾经迫害过华人的爪哇族人都受到了惩罚，南华军队中不少土生土长的南洋华人连杀了数个月，都杀到了手软。
南华早先确定了《爪哇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没收所有土著苏丹与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
当然，为减少阻力，孤立分化爪哇族人，拉拢其他民族，尽快确立华人与其他民族共同对爪哇族的专政，早日稳定爪哇土地上的动乱，初步稳定爪哇占领区的农业经济，实行了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并且给予了马都拉族等愿意亲近南华方面的部分特权，他们的政策略有不同，许多条件都可以得到放开。
这种土地政策极大地激发了马都拉族等民族的积极性，也让当地的华人感到万分安心，为了保卫胜利果实，马都拉族与其他民族参与政治、清洗爪哇族人的积极性很高。
其他民族的支持，成为了南华尽快的稳定爪哇占领区的社会稳定与开发，彻底实现对人口数量庞大的爪哇族人完全专政的一个可靠保证。
在形势压力下，纷纷请求交出世袭领地及苏丹印信，归政中央。于是在各地官吏经营下改设村县。在废除土司世袭制度时，对土司本人，根据他们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对自动交印者，参加赏赐，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对抗拒者加以惩处，没收财产，并将其迁徙到人口稀少的苏拉威西岛，另给田房安排生活。
在设立府县的同时，添设军事机构，南华临时统治政府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设学校，原来苏丹只交纳很少的贡赋﹐而将残酷掠夺属民所得的大量银两尽收于己。
改土归流后，变革赋役方法，废除原来苏丹的征收制度，与南华一样，按地亩征税，数额一般少于内地，从这里想上去，土民所受的剥削将稍有减轻。
除了土地政策，另外还有爪哇的宗教信仰问题，也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利用来充当这些不光彩角色的同时，还操纵、控制中国教会，使中国教会变成西方修会、差会的附庸，中国籍神职、教牧人员和广大教徒处于无权地位。
宗教问题向来是极为关键的可以影响国家政治大事的要点，南华是否能够迅速在占领的爪哇土地上建立起有效的统治，这宗教问题也成为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些西方传教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十九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
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当年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满清政府签署的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
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
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
南华最新制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条例》规定：“南华民主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这其实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借口，南华最近就一直推动佛教在爪哇的复兴，早就参与了在婆罗浮屠旁设立佛教学校的行动。
婆罗浮屠梵文意为“山丘上的佛塔”，据称约建于公元 8 世纪后半期至9 世纪初，印尼夏连特拉国王为了收藏释迦牟尼的一小部分骨灰，动用了几十万农民和奴隶，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建成。
当年以宗教为名发动的战争都披上了光鲜的外衣，这使得南华完全可以借鉴洋人们过去的经验。
摩拉匹火山爆发，在火山灰的堙没下，婆罗浮图被世人遗忘了八百年之久，但也因而逃过回教传入爪哇时的劫难。而在同时，自回教传入后，到十九世纪间，印尼佛教可说是处在停顿状态中。
直到1815年，由于婆罗浮图的发现，印尼佛教才逐渐复苏。1902年，开始整修与重建工作，婆罗浮图的光辉从1911年再度展现。
推广佛教以打击伊斯兰教的势力，建立佛教学校其实是对华人有好处的，首先华人大部分是信佛教的，反过来，佛教学校对南华的华人教育又是好处多多。
历史上围绕土地与宗教这两点的战争就一直恢弘而惨烈，毕竟这是活着与信仰两大人生大题。
爪哇岛上发生的“土地战争”与“宗教战争”同样也是血腥无比，大量的马都拉人与马来人向着爪哇人挥起了屠刀。
由于爪哇的人口向来无法估算，也无法弄清楚爪哇族人被杀伤的确切数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被杀戮的爪哇族人已经到了一个天文数字，即便在那个杀戮与血腥横行的世界里，数目也是相当的惊人的。
整个爪哇的爪哇族人接近两千万人，用邱伟烈的话来说，这些爪哇族人要全部杀光恐怕要杀上数十年，如果这句话被英法等国听去了，恐怕会闹出更大的风潮来。
自从英国人在报纸上登出了在爪哇发生了针对爪哇族人的种族灭绝事件后，国际社会对发生在爪哇的事情特别敏感，南华也承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指责与压力。
李秉衡并不清楚这只是英法等国的初步发难，更大的浪潮还在后面，他正在汉口领事馆迎来了他前往四川前一直在等的一位重要客人，宋育仁。
1896年，外国人开始垂涎四川松潘、峨边、冕宁、荥经等地丰富的金、银、锡、铜矿，宋育仁经满清朝廷批准回到四川，在重庆设了商务局，兴办了蜡烛、玻璃、烟草、药材等一大批公司。
为推动矿业实务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他还请上海商人投资开采泸州、叙州等处火油矿山，在重庆成立煤油公司等，促进了四川矿业的发展。
1898年3月，成都第一份近代报刊《蜀学报》正式出版，巅峰时期发行量突破两千份，这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销量。
戊戌政变后，宋育仁被贬赋闲京城，从温生才被刺案来看，其中也有四川的地方立宪派中激进分子受到英法两国商人煽动参与其事的蛛丝马迹。
宋育仁在四川深有人望，又有根基，请他出山也是件好事情，如今最为重要的就是能说动他。
之所以选择拉拢他，实际上也是看重他的卓越远见与行动有力，李秉衡最欣赏的就是别具一格擅于创新的同道中人。
甲午战争爆发后宋育仁上书清廷，指出“倭兵少财乏，持久足以困之”。
在获悉清军平壤溃败，黄海海战失利后，宋育仁情急之下产生了一个大胆设想，希望能出奇兵反败为胜。
那就是购买英国卖与阿根廷、智利两国的兵舰五艘，鱼雷快艇十艘，招募澳大利亚水兵两千人，组成水师一旅，托名澳大利亚商团，以保护商队为名，自菲律宾北上直攻日本长崎和东京。
此打算看似异想天开，可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行性。
因为澳大利亚为英国的属地，西例商会本有自募水师保护商旅之权，中倭战起，澳大利亚距离很近，组织水师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其所购舰只，备齐了枪弹武器，各级战斗人员，也已经募集妥善，组成了一支有力的海军，准备交由前北洋水师提督琅威里率领。
这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当时已是“炮械毕集”，整装待发了。
但是清廷已打定和日本媾和的主意，李鸿章坚决反对宋育仁等人的做法，而慈禧也认为宋育仁“妄生事端”，立即下旨将购船募兵等事，一概作废。
1895年3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海外募集水师奇袭日本的计划胎死腹中。
宋育仁因“潜师谋废”，败局已定，只能“抚赝私泣，望洋而叹”，着实伤心了很久。
这次说动他为四川等地的商务与矿务奔走，成功的几率是相当高的，温生才一直与他有书信往来，也了解到他对南洋崛起种种很是欣赏赞叹，有了这个底子，也就好说话。
“这次汉口惊天大案，英国人固然有责任，但是，以我看来，苦力阶层问题如何解决还不得要领，这是根本，与洋人无关。不知光华可有办法安置与改善眼前苦力们的办法？”
宋育仁刚一见面，就问出了这一问题，显然要让他折服为南华奔走，还是需要给他一个借口，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出口。
人力车夫与码头工人等苦力大多来自城市贫民和农村中因天灾人祸而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他们之所以做这种极度艰辛的工作,乃是因为他们生存资源的极度匮乏。
他们大多缺乏能让他们在别的职业领域谋求发展的技能，走到以拉扯糊口这一步的人,基本上是赤贫者，卖光了家产,日常生活难以为继。在乡下破了产,无田可耕。生活没了着落，才来卖力气。
农村来的苦力,举目无亲,并不具有在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许多农民进城之初并非想卖死力气，而是想当兵、做小贩、进工厂、当学徒,但由于缺乏社会网络资源，所谋不遂,只好拉车或是在码头打拼。
来自城市贫民的苦力,“穷在闹市无人问”,在生活中饱受世态炎凉之苦,常常也是求告无门。
苦力们弱势群体的特征特别突出,地位尤其低下,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改变,需要政府和社会力量给予帮助或支持,不予以强有力的救济,无法使他们脱离苦海,不给予适当的安置,无法使社会获得安宁。
可以说除了农民问题，苦力阶层也是影响颇为深远的一大问题，不妥善解决，将来必定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
这是在考验他，也是宋育仁给了李秉衡一个机会，如果能够交出满意的答案，那么李秉衡的麾下才能多出一位大才。
李秉衡脑中闪过无数念头，认真思索起来，因为，他的确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来折服这位可以在四川呼风唤雨的大佬。(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