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三八年，中国与美国大打印度牌，意味着南亚再次成为热点地区。
美国的南亚政策，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南亚政策，因为对美国来说，南亚地区太遥远了，离中国又太近了。美国在印度的所作所为，表明到这个时候，美国依然没有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
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中国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扩张行动，不但与巴基斯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还通过拉拢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与斯里兰卡，筑起针对印度的战略包围圈，更通过南安达曼岛的浩洋港缅甸的丹老孟加拉国的吉大港斯里兰卡的加勒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建立起围绕印度呈新月形的军事基地群。
只是，在南亚地区，印度是唯一的大国，也是唯一有资格成为大国的国家。
除了印度，哪怕是巴基斯坦，也没有成为大国必须的国土面积自然资源人口数量与经济基础，至于其他国家，更是连地区强国的基础都没有。因此不管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有多么大，都必须争取印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印度是中国能否超越美国的关键所在。
原因很简单：中国超越美国的关键标志是社会生产效率，而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三倍，国民的消费观却远不如美国，即便国内消费水平达到了美国的程度，中国也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市场，更需要三倍于美国的海外产地；也就是说，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总共拥有二十四亿人口的情况下，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需要七十亿人，中国的社会生产效率才能达到美国的水平。
当然，这只是理论计算值。
因为在价值观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中国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海外产地，所以在中国总人口为十三亿的情况下，大概需要两倍于此的海外市场，即以中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的人口总规模应该在四十亿左右。
这样一来，印度就显得极为关键了。
现在来看中国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后的对印政策就能发现，除了进行战略遏制，中国还在积极拓展印度市场，在经济层面上没有打压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即便以地区为准，印度也是仅次于东南亚。
更重要的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一直在积极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间，中国为印度提供了一万四千亿元人民币贷款，帮助印度修建学校医院水净化厂等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近万名志愿人员前往印度偏远地区支教与行医。
根据印度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战争前降低了二十一个百分点，相当于近三亿印度人在这十年里脱盲，意味着更多的儿童获得了学习机会。
文化提高后，印度的经济也随同高速发展。
可以说，在第一次印度洋战争之前，印度一直没能取代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严重缺乏产业工人，而产业工人最低的门槛就是必须能读会写，因为只要能够读书识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劳动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
事实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超越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初级工业国。
只不过，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是纺织制衣制鞋日化工业零部件等初级工业产品出口国了，而是净进口国，印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对手是同地区的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东南亚国家南美洲的巴西与阿根廷非洲的埃及与坦桑尼亚等国，而中国则是印度的第一大工业产品进口国。
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几乎随处可见印度制造。
可以说，正是因为印度提供了足够多的初级工业产品，中国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让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印度市场完成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与西方企业在高端领域竞争的资本。
别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级工业产品销售给中国，也从中国进口大量高端产品。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在成开拓了印度市场，中国才在二零三五年获得了击败日本的经济实力。
可以说，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国与日本已经在印度开战。
双方争夺的，正是拥有十七亿消费者的印度市场。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国企业在印度的总投资已经超过五万亿元人民币，占印度海外总投资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个百分点，比美国高出了二十四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中，百分之八十七民营企业，而且主要是七个民营集团。
巨额投资，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的印度战略，即在遏制的同时，积极扶持印度。
从国家安全战略上讲，只要中国在印度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就不会对中国构成威胁。原因很简单，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经济命脉，任何一名印度领导人在考虑对华关系的时候，都得考虑本国经济受到的影响，与此息息相关的数千万产业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这种经济入侵战略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虽然在对日战争结束后，扶桑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以及两岸统一，大中国在印度的投资占到了印度引进海外资本的百分之六十五，远远超过西方国家集团，但是与印度国内庞大的民营资本相比，所占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关重要的行业，中资企业的占有率并不高。
不出意外的话，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才能控制印度的经济命脉。
问题是，现在出了意外。
印度对中国的重要性，美国当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国总统不会在二零三八年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提出粮食限购。
闹到八月底，在美国联邦检察院准备向最高院递交诉状的前一天，白宫撤回了递交给国会的粮食限购。因为总统提交的案还没有经过国会审批，没有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检察院撤消了控诉。
一天之后，即九月一日，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了援助。
到这个时候，新闻媒体才搞清楚美国总统的意图，即利用粮食限购让更多的美国人开始重视粮食问题，以及正在遭受粮食危机的印度，然后通过援助鼓动美国企业与财团，以民间资本运作的方式，把美国富余的粮食援助给印度，帮助印度渡过最难熬的二零三八年冬天。
此举，立即受到了广泛赞扬，也获得了很多美国人的支持与同情。
至于这背后的真实原因，只有美国总统以及那些从中获益的企业与财团才知道。
援助的本质不是为印度提供贷款，而是以政府担保与强制性措施，让美国企业以合手段从公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以粮食作为武器，帮助美国企业开拓印度市场，扩大在印投资规模。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让美国企业用作为战略管制资源的粮食，通过易货方式与印度进行等价交换。
要知道，在此之前，所有规模超过五十万吨的粮食贸易都要经国会批准。
有了这道案，美国企业就能用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在国内收购粮食，然后用粮食作为支付手段，去印度收购优质产业。
显然，在二零三八年，粮食肯定比美元吃香。
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范围内，粮食都是战略管制资源，就算有美元，也很难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粮食。
这一案，直观的反映出了美国的对印战略。
在中国大举进军印度的时候，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绝对不能抛弃印度，还得尽一切努力占领印度市场，增强在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削弱中国的影响力，达到控制印度经济，从而控制印度对外政策的目的。
做为世界上市场化最发达的国家，美国打市场牌，显然比中国快了一步。
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即便无调动所有资源，也能调动大多数资源，而美国的民间囤粮比中国多得多。
接下来的两个多月内，美国企业以投资方式运入印度的粮食就高达七千万吨。
与中国的援助比起来，这七千万吨粮食才是真正的救命粮。
要知道，在二零三八年秋季，印度大部分地区没有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秋粮比预计增收了大约百分之三十。按照印度政府在十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到二零三九年春，印度的粮食缺口仅有一点二亿吨。也就是说，只要美国企业能够调动国内百分之六十的囤粮，就能堵上这个漏洞。
直接结果就是，美国企业在印度的市场占有率将直线上升。
面对美国的挑战，中国的应对措施非常有限。
虽然在十月底，黎平寇说服了全国代表大会，也出台了类似的政策，即允许企业从民众手里收购粮食，再以投资的方式出口到印度，但是中国的民间存粮并不多，能够调动的资源也非常有限。
照这个事态发展下去，印度不再是中国的市场，而是中国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