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式辉不愧是谙熟官场的老政客，对常凯申的心理揣摩得极准，在陈诚将他推荐上去之后，熊式辉正式向常凯申提出苏区善后的管、教、养、卫四大目标，又重点讲了在赣省全省推行所谓的“三保”制度。
第一是“保甲制度”。
将全省百姓纳入保甲制，设置置保长、甲长，设“保办公处”与“甲办事处”。保甲主要任务是组织壮丁、地方自卫等。同时，要坚决贯彻“连坐法”，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通“匪”，全甲同罪；一甲通“匪”，全保同罪。
第二是“保安团制度”。
设计以县为主体的民众武装组织，不列入正规军编制，各县自由组织，有当地政府批准，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正规军对付分散在大山丛林中的红军。
第三是“堡垒制度”。
这也是常凯申在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的办法，命令全省，凡属靠近苏区的边沿各县，在各交通路口及边境之处建造碉堡，配有些许兵力，实行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把中央苏区改为红军游击区，缩小包围圈，压缩红军的活动范围，把分散在大山中的红军分而治之。
这一招熊式辉显然是原样照抄常凯申的，以此来拍他的马屁，证明常凯申的英明神武。
常凯申听了熊式辉的建议后，果然十分满意，爽快道：“就按你说的办！”
历史上，苏区根据地正是因为熊式辉的三条政策给留守的红军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一大批工农党的优秀干部如秋白、叔衡、泽覃等革命同志相继惨死在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
更令人发指的是，民党反动派还无限扩大打击范围，尤其是连坐制度，造成了将近一百万群众无辜受到株连，苏区百姓死亡率接近三分之一，使得中央苏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工农党方面，中央红军抢渡湘江之后，大略清点了下人数，仅仅只剩下三万八千人（不包括少共师，少共师还未与中央红军汇合，而且还有4000新兵是张城赠送红八军团、三十四师的，加上少共师救下的三十四师、红十八团，才有38000人，原来历史上红军只剩下31000人）了！
活下来的同志已是满身的疲惫，但形势紧迫，于12月2日又匆匆撤离了用烈士鲜血染红的湘江，向着越城岭而去。
越城岭与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统称为华南五岭。
越城岭由桂东北向西延伸湘西南，长约200余公里、宽达50余公里，主峰猫儿山海拔2141．5米，是华南第一高峰。在这纵横数百里的西延山区里，地势险要、气候多变、民族杂居、兵匪作乱，被桂军称为“瘴蛮之地”。
刚刚经历湘江血战的中央红军英勇前进，仍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征服越城岭。
12月3日，中央军委纵队翻过越城岭的三千界，进抵护卫岭；右翼红1军团进抵越城岭青坪界以东的尧家塘、清水江一带；左翼红3军团在越城岭以南的鲁塘、洛江至华江一带；红9军团在红一军团掩护下进至油榨坪；红8军团前进至胡岭一带警戒全州方向；红5军团殿后由白塘、蕉川至虎山阻敌。当时各部队极度疲劳，序列不整，军委决定在西延地域休整两天，整理部队，继续西进。
12月4日，中央在大山之中作出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
总而言之，中央并没有考虑敌我的实际态势，也没有想到常凯申还在调兵遣将，在通往湘西的交界处布置“请君入瓮”的口袋阵，仍然决定“以一部兵力狙击追敌，牵制企图向红军翼侧截击的湘桂两军，主力分左右两路向通道、播扬、长安堡前进，北出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此时少共师并没有沿着中央红军的道路跟进，在渡过湘江之后，中央红军的电台大部分丢失损毁，少共师与中革军委暂时失去了联系，故而全师的行动只能由少共师党委决定。
晚上十时，全师渡过了湘江，来不及整顿休息，便立即向桂省东北部的资源县山区转移。
张城命令张凤鸣参谋长率六旅、侦察团、工兵营为先头部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并一路侦察敌情；肖华政委率师直属单位、三旅、四旅为左翼；李云龙率领一旅、五旅为右翼，两翼齐飞，组成第二梯队，紧随第一梯队。张城则率二旅殿后掩护，为第三梯队。
当天晚上夜色蒙胧，山高林密，道路看都看不清。为加快行军速度，队伍特意燃起了火把或点亮了马灯，从高空望去，宛如一条巨大的火龙，在无尽的山林中蜿蜒移动，颇为壮观。
一夜行军至天亮，张城估计部队距离湘江约已有四五十里，又见部队连续几天都在行军打仗，实已疲惫至极，便下令部队就地休息，结果许多战士一听到命令便立即坐在路边身子一歪就睡着了。
部队只休息了五小时，起来又吃了一顿饱饭，恢复了体力后，便立即继续向前。张城眼见桂军和中央军都没有尾随追击少共师，为了更好带领部队前进，便和张凤鸣互换了位置，随第一梯队出发。
下午二时部队赶到了延东乡，此地是少数民族乡镇，当地人口以苗族为主，百姓不是很多，只有几百来户人家。。
对于红军的民族政策，张城也有所了解，他特意派人找来镇上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通过一番友好的交流，张城耐心详细地向他们宣讲了工农党红军的政策，各族同胞皆为中华一家，天下穷人是一家，欺压穷人的都是地主老财，恶霸头人和反动政府。
通过张城语重心长的耐心解说，双方相互沟通、了解，老人家们很快便认同了红军。又看到红军宁愿露宿屋檐下，大树下，道路边，也不愿进屋去打扰当地的居民，对百姓秋毫无犯。
而且红军无论当官的还是小兵说话都极为和气礼貌，尊重当地的民习风俗，双方买卖交易公平公道，因此很快打消了群众对我军的戒备心理，当地的苗族百姓都开始出门来接待红军，对红军极为热情。